剑申鹄 2015-2016

小时候，大概三岁不到吧？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尿床的经验，小朋友们叫“画地图”，很生动也很尴尬啊，幼儿园阿姨一发现床单上的地图，当事人总是无地自容。但是没办法啊，失控了啊，不是故意的啊。于是很长时间里对任何地图不但不感兴趣还很忌讳。直到有一年遇到一位高人，被下乡当了农民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大脑正常运转，坚持在白纸上默画地图，不但能画出中国，还能画出美国，还能画出美国的铁路网，准确度和印刷的相差无几。从此对能画地图的人才肃然起敬起来。后来我的中学逃学时代，爬山涉水地去做社会调查（学习毛先帝啊），画地图或画路线图，才成了一项基本功。

最近网上一些读书人又在讨论改革路线图了。本来，任何真诚的不带功利企图的思想探索，都是值得尊重的。虽然江山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但是，如果把精力用在重复前人早已发明的车轮上，还是可惜了。所以突然觉得，与其对新人的路线图哑然失笑，不如费点事，回顾一下自己的“路线图”的进化过程，提供给后来的有志青年参考参考，何乐而不为呐。所以，便停下手中正事，给大家讲个路线图演化的故事，或者叫路线图的路线图吧 – 迄今为止一共列举了十三张路线图。

人是社会动物，江湖上到处交朋友，这里要讲的每一份图，都与某位朋友有关，所以就以他们的名字作小标题。其中有些名字为当事人隐私故，做了改动，知道的请对号入座，不知道的请当故事看就好了。

1- 徐大侠路线

徐大侠是我初中班的铁杆好友，你听听这名字！他人高马大，敢说敢做，打架一流。我们的青少年反叛情结小团伙，他是司令，我是军师。之所以能结为好友，是因为他想追我们班花而不会写情书，须劳本人捉刀。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班花收到情书，大哭之后告到班主任处，本人挺身而出，手持印有马列语录的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材，向班主任论证了青春期少年追求爱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保卫了徐大侠不出大麻烦。班主任被我说得张口结舌，大惊失色，与我妈紧急联络，要对我严加管辖，说这小子太危险了，此是后话。诸位，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初啊，全中国最最黄色的书也就是一本语焉不详的《新婚必读》而已。但是我和徐大侠从此结成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我俩一文一武，在班上很是称霸。

虽然还是朦胧的Teenager时期，我们都已经从方方面面的事实中悄悄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人民需要另一次革命，已经是我们的共识。初中毕业时，我考试升入高中，他只能下乡务农了。以下是他同我告别时说的话：“眼镜，这书我不读了，你去读就可以了。你读好书后，当然要去做官，做得越大越好，耐心等着我。我下去以后，找机会我就逃缅甸（那时我们的许多兄长、老知青们，偷越国境做了缅共，对我们有示范作用。），我会在那里重新组织一支军队，反攻大陆打回来！到时候，你我里应外合，中国人民就能得救了！”这一席话发自肺腑，当然也是我当时的共识，也就成了我们当时的“路线图”。大家把酒临虚，一番立大志作大事的悲壮。那时，我们十三四岁。

多年以后，有机会再见徐大侠，他已经成了黑道大哥，开着夜总会、赌场，做着包工头，是第一批拥有手机（大哥大）的资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呼风唤雨的。见面后，非要给我扫盲一下“按摩”是怎么回事。组建军队反攻大陆的事，不再提起。

２- 肖大妹路线

虽然我在初中帮徐大侠写情书，自己却没有写过，因为自认是革命者，负有天下重任，完全不考虑这种纯属个人主义的问题。但这种策略的结果却是，不好意思，女生们悄悄来家里串门，主动给本人洗衣服了。那个时代，男生女生在学校里本来是互相不讲话的。但是女生们中居然也有勇敢到这种地步的，主动来家里敲门，说是要交流学习经验。今天的孩子们信么？匪夷所思吧．那可是真的。本班的来过后外班的来，然后是别的年级的来。大家不要想歪了啊，确实都是谈功课、谈学习诀窍，手都没有拉过，心跳可能比平时快些而已，酷吧。

肖大妹就是低我们一年级的同校同学，上海人，在昆明的同学中，属于见多识广、胆大敢为的那一类。都说同龄的女生比男生先成熟，风情初放的肖大妹可能更先一些。但是独特而让我刮目相看的，是肖大妹带着她的闺密敲开我的门后，开门见山的一番话：“剑申鹄，你不要瞒我们了，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有个地下组织，你们要改变这个社会。我们是来加入你们的。我们刚刚读完了《青年近卫军》，我们知道你们也是一支青年近卫军，你们宣过誓，你们要保密，这些我们都猜到了，也理解。今天我们是正式提出参加你们的要求，请你们开始考验我们俩个，我们绝不会出卖你们的。”

天呐，地下组织确实是有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而已。秘密是为了不惊动老师和密探（共产党术语叫“耳目”）以免麻烦。读的书也是“联共布党史”、“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之类。“资本论” 那时承认是看不懂的，但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却的确在我们的书单里。当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和平的反革命”和“你到底要什么”这类“灰皮书”，代表着从苏联传来的早期反思，才是我们热烈讨论的对象。但是我们没有宣过誓也没有说自己是地下游击队啊。被肖大妹这么一浪漫夸张，“通过秘密组织改变社会”就弄假成真地成为了我们的路线方针。从此写信都用化名，见面还有接头暗号（我们的“组织”已经蔓延到其他多个中学，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校友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是当时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台词，也是通用的“自己人”标识，还有人记得么？

那时候，文革后期，“四人帮”尚未倒台。有时候跟父亲去其他老人家里串门，看他们交头接耳地悄悄讨论“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说法，心想，自己带领的这支“青年近卫军”一定要好好建设，带一支部队出来作大事啊。推翻这个没有光明的体制，重新革命，就是肖大妹路线图。

３- 李一哲路线

地下马列主义小组除了读书辩论“寻找救国真理”之外，也做一些胆大妄为的事。1974年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对我们小伙伴而言不亚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民主”与“法制”的新概念。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怀疑和反思第一次在这张“反动大字报”的启发下变得清晰起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成了我们的暗夜灯火。我们用蓝色复写纸把这份文件不知转抄了多少份，信得过的朋友就发一份。那可不像今天转微信啊，几万字都要一笔一笔写的，而且因为同时要复写好几份，每一笔都要狠狠用力划上去，那份辛苦，也就是赤子之心才“志愿”了。这份文件以林彪为靶，没有反毛也没有反江青，但却指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病根，那就是民主机制的缺乏。

转抄完这份文件，我们小伙伴们统统成了主张民主派，同时也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同犯，无一例外。但是光知道了要有民主，而怎样走向民主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李一哲”其实是有方向无路线。

此案1979年在当今皇上他老爹主持下平反了，习老爹还三次接见了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承认了那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也很重要，他们不再是反革命了。那时，我们已经进了大学，也没注意李一哲不再是反革命了。今天，李正天远离政治成了一位画家，王希哲演化为一位流亡毛左，而陈一阳不知下落。此案事实上涉及不止他们三位，广州还有十几位参与者受了牵连迫害，全国范围内就更多人挨整了。无论如何，李一哲路线图虽然有方向无路线，还是有他的历史地位。

4- 丁一召路线

丁一召是另一所中学同年级的头，很有些政治头脑和算盘。当时云南有个著名知青叫朱克家，是四人帮线上的大红人。1973年姚文元看中了他之后，发现他还不是党员，上海市委在９个小时内给他所在的公社党委通了11个电话，公社书记就宣布他入党了。四个月后，23岁的朱克家成了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够牛逼吧？丁一召决心走朱克家路线，也混个中央委员干干，所以在临毕业时，组织了他们学校的“扎根边疆铁心务农小分队”。诸位，当时是1976年，虽然知青下乡还是既定政策，但是已经改动为父母所在城市的周边农村，而不是遥远的边疆了。丁一召为了召来上面对他的注意，周边郊区农村不去，非要到隔了好几条大河汽车要走几天的遥远大山外去，今天的话叫“博眼球”啊，一不做二不休。

本来我们的反革命小分队与丁一召的铁心务农小分队是井水不犯河水各玩各的。哪不知他的小分队忽悠进去了他们校的一位女生，却是我们小分队里一位弟兄的暗恋对象。心上人要跟着丁某人去天涯海角了，这位兄弟愁眉苦脸来找我。我们总得帮想个招吧。

我们也面临着要统统的去农村的干活，那个谁也跑不掉。但是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对策并且提前按所发配的地区作了串联，那就是先组织起来，到村里去夺回一部分自主权，首先要把到农村的“安家费”的处置权从公社大队那边夺回到我们自己手上，自己组织办学校、办广播站、办杂志。（嘿嘿，媒体意识已经有了。）那笔钱每人400元，20个知青的一个知青点就是8000元，在当时可是巨款，真夺到我们手上的话，可以做很多事。这个计划经过再三的研讨和串联，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所以我们深信，我们到农村去的作为将是改造农民，建设新农村，而不是丁一召的“铁心务农”。我们把那个妹子找来，苦口婆心的告诉她我们这个路线图才是路，你那个扎根边疆太扯了，你上当了。那位美眉被说明白了，就去找丁一召那边打了退堂鼓。

1976年夏秋之际，上层权斗激烈，毛先帝刚刚撒手人寰，政局已经乱了套了，谁还会来答理丁一召们的小算盘呢？没人急召他入党，正在那犯愁郁闷呢，我们这一下，正中他下怀。于是丁一召小分队对剑申鹄小分队下正式战书，要求集体辩论，“反击”我们对他们的破坏。

我们小团伙里有个兄弟的爹是大官，住着很大的房子，所以辩论地点选在他家。大客厅满满的，双方主力都来了，也不记得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事关重大，我方还有两位比我们年长的老知青加入，以他们在边疆农村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声嘶力竭，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呵呵，想想今天的高中毕业生们会干这种事么？

那场辩论当晚，当然是我们赢了，但后果就是，我们统统被戴上了一顶“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紧锣密鼓着），一篇高八度上纲上线批判我们的稿件，从他们那边寄到报社。如果不是我们的帮中弟兄找到了报社掌权的年青造反派，和我父亲找到了报社同样掌权的老干部派，使得两股势力都做了动作，扣压了那篇杀气腾腾的稿件，我们小分队的一干兄弟姐妹们就厄运难逃了。大约两星期后，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推动的那个历史车轮，就转到了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跌下了历史舞台。我们进入了重新思考。而丁一召据说是火线入党了，后来听说在边疆升了官。害得我每次看到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都要细细找一遍，至今还没看到他的名字。

5- 华子良路线

毛先帝架崩。江阿姨被捕。左派们都双规了。我所认识的文革，以我母亲教书的中学的校长上吊自杀为开始，以我自己的中学校长、朋友的父亲触电自杀为结束。中间的十年，家庭遭难，人民遭罪，我在《玩枪记》的故事里提到过武斗。云南省是全国武斗的重灾区之一。作为未成年的我们，在那十年里不但见过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互相残杀、虐待，还见识了被挖肝抽筋的尸体（一排一排的被所谓烈士花圈环绕着的，从福尔马林液中泡出来的恐怖的两派互相残杀的受难者们的尸体）。军管两派交枪时，也见识了大游行亮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新式武器，什么四管高射机枪，什么便携式迫击炮。昆明城市建筑上弹洞累累。整个国家处于疯狂颠痫发作过后的虚脱状态。文革结束时，我们之前的路线图一下子好像都过时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过去，我们将成为和平演变的先锋队。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要恢复高考了。新的机会来了。我们的目光投向知识，投向远方的未来，但是阴错阳差，我们选了一位疯子作为共同的粉丝。

1977年，大家统统投入了疯狂的高考备战，恶补文革前的数理化教材，题海战术日以继夜。77、78两届高考，我们小分队所有成员，70%进入了省内省外各大学，少数几位未能如愿的，提前走上了社会。而奔赴五湖四海各大学的我们，做了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们将以天降大任为己任，在掌握知识方面夺冠，也要在身体锻炼上夺冠，以继续我们大干一场改造社会的志向。我们决定，虽然各自独自为战，但每天早晨，我们要在别人酣睡时起来跑步－学习《红岩》中那个为党的事业装疯的华子良，隐藏真面目，装疯跑步锻炼身体，等着有朝一日大显身手的时候。这就是华子良路线。

于是，1978、79年，Ｎ所大学里分散着的新生们中，有一群人天天早起晨跑。他们自称“华子良小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年以后，他们中有人发现，其实剑申鹄本人是第一个开始睡懒觉的，还大为愤怒，认为是被我忽悠了。其实那叫与时俱进：我们每天巨大的课外书阅读量，熄灯令后还要用手电再熬一阵，那早上怎么可能起得来呢。

6-魏京生路线

1978年底，北京西单墙上“一声炮响”，要求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的一篇文章导致刚复刊的《中国青年》被禁，有人把这本禁刊贴到了西单墙上。一时间万头出动观看，诗人们的《火神交响诗》贴出，批毛褒邓的文章贴出，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各种大字报纷纷出炉。邓小平也多次表示支持，（他当时是需要利用西单墙的）。一时间，五十多种非官方刊物在北京出版，“墙”扩展到北大三角地，全国出现了８７个自发组织。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12月6日，魏京生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一文，我们认为那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直指一切中国病的病根。周恩来提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于第五个现代化。本人利用寒假，赶到西单墙下，阅读之余也结识一些朋友。《探索》油印杂志在我看来是最靠谱的，清华和民族学院有朋友认识和魏京生一起办《探索》的路林，所以每一期我们都能弄到。

12月18日中共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的核心地位和改革开放的官方路线，从79年初到三月底，西单墙运动被逐步镇压，以3月29日逮捕魏京生、４月５月继续多人被捕，大字报被洗刷干净而告落幕。关于魏京生的故事，网上很多版本，郑义写的为最好，把他从一个偶像写成了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个真人。

老魏被捕后，我把他的概念改换了一下，把“第五个现代化”说成是“管理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继续一有机会就在各种会议上四处贩卖，那是后话，但那也成了那个时期我们认定的路线图：改换意识形态，改换思维方式。虽然那时我们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清理，但是对新思想的寻找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反思已经开始了。中国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中国人到底中了什么邪？老魏够汉子，自己坐牢去了，他指出来的这条路我们到底怎么走？

7- 金观涛路线

70年代的青年人中还有一个现象：用手抄书，史称手抄本。不许看不让出版不让印刷么？俺们一笔一笔把一整本书抄到笔记本上，秘密流传。手抄本来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文化传播方式，《红楼梦》当年出身就是手抄本。可是这种类似钻木取火的手法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还不得不用，可见这国人的历史倒车开到了什么程度。广为流传的有性启蒙的《少女之心》，言情的《塔里的女人》，阴谋论的《梅花党》，一位朋友甚至抄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但这里要隆重推出的，是比我们年长大约十岁的另一群年青人（那年头，各种小分队的大大的有），彼此之间用邮票完成的通信，不是短信啊，一封封都很长。具体作者就是四位：美眉的名字叫真真，追美眉的两个帅哥一个叫老嘎，一个叫老久，还有一个书中的思想领袖，带眼镜的老邪门。他们四个人为主角，再加上几位配角的通信，约等于后来的电视连续剧，写出了他们的感情、理想和对社会的思考。这本推动了历史的手抄本，叫《公开的情书》。抄到后来，《十月》文学杂志公开刊出。

我读到这本书时的感觉，即使前面已经有了六个版本的路线图的铺垫，还是很震撼，有茅塞顿开之感。就像听说有西单墙后就赶快跑去看一样，吃到了《公开的情书》这个鸡蛋的我，一定要找到下这个蛋的鸡，不为别的，就为这书里展示出来的，中国的前途的地平线曙光。如果说，李一哲和魏京生，是暗夜路上遇到的两把火炬，这本书对我就像东方的鱼肚白那么重要。

辗转找到了作者，前后把他们四位都认识了，并和居住在北京的三位成了朋友，和后来的长期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都比我年长，就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友谊。熟识的三位中，指导我翻译我的第一篇英文译作“社会科学中的测量问题”的老邪门，真名是乐秀成，早已去世。真真的真名是刘青峰，老久的真名是金观涛。《公开的情书》里面、后面蕴藏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现在看看幼稚，当时可不得了，主要作者是金观涛。那个思想体系也是８０年代大启蒙运动的主角，《走向未来》大型丛书的中流砥柱。

和金观涛首次见面时，我把《公开的情书》总结为六个要点：（１）撕下眼上的蒙布，睁大眼睛看今天的世界（而不是成天马克思长列宁短，而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２）我们每个人遭遇的痛苦与磨难，其实是我们时代共同的磨难；（３）路就在每个人脚下，抬腿迈出你能迈出的步子，我们有漫长的路要走；（４）只有掌握当今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才能找到中国的前途；（５）马克思主义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必须提取两者的精华加以结合，才是我们的任务；（６）古人和死人都帮不了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于创造。金刘两口子都表示认同。７０年代《公开的情书》中的思想种子，经过十年改革时期，走到了对中国整体文明进化反思的高度，大型政论片《河殇》，虽然众说纷纭有褒有贬，却是这种公开反思的里程碑。

生命本身就是创造。这条路线的明晰化，开启了我们从思想上、知识上跳出马列主义陷阱的大门，停止了那些到底是普列汉诺夫更对还是托洛茨基更对的愚蠢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人类学、生态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组织管理学，这些崭新的人类知识，被我们一一重新发现、快速地吸收它们的养分。由８０年代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努力的《走向未来》丛书项目开始时，我们为其折腾申办４９年后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就是以恢复闻一多李公朴他们当年的”北门书屋”为名的、由金观涛任主编的“北门出版社 ”。遭遇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北门出版社胎死腹中，（只留下了本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号码是２０８１０）。《走向未来》丛书转而找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在８９年被禁之前，一共出版了约８０本，有优秀的原创思想也有精华的翻译。铁幕撕开，我们看到了世界，我们开始走向世界。

8-　陈一咨路线

８０年代初，青年思想领袖除了金观涛外，还有从美学教育出发的李泽厚（指出落后的总根源是缺乏美育与品味，因而不知好歹），从游说统治当局出发的温元凯（想尽办法让统治者渐进改革、认识过去的错误），从疾呼民主化出发的方励之（主张科学理性是“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共同特征，需要大面积普及），史称“四大思想领袖”，他们与“四大天窗”（四本广受欢迎的杂志）的掌门人们相映成趣：《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国外社会科学》、《科学学》，还要加上整个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里的各位，以包遵信为代表，都属于以“认识世界”为主的“动嘴派”大本营，在体制的边缘摇旗呐喊。另外还有以“改造世界”为主的“动手派”，如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加上早年的农村发展组和后来的体改所，以陈一咨为代表，直接进入体制、改造那个体制。我另有一篇专文纪念陈一咨，这里只说个高度简化的线条。

陈一咨路线，简而言之就是搞调查、写奏折、“老青对话”、建立以新思维主导的执行力班子、直接修改体制，即所谓“体制内改革派”，又被体制外独立思想界称为“招安”派。其实此言有失公允。老陈他们“招”是招进去了，却一天也没有“安”过，而是辛苦万分。　在“紫阳高照、万里晴空”的那几年，青年一代人中的优秀者发出了巨大的能量。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中共政策的出台，这批年青人功不可没。但是这条路线在1989年夏天嘎然中断，许多人流亡海外。“招安派”和“落草派”在海外大会师，又重提旧问：“中国，路在何方？”

9- 王立雄路线

８９年后，体制内改革派四散, 下海经商的有，海外逃亡的有，坐牢软禁的有，只剩少数几位凤毛麟角留在体制内。体制外知识分子则躲回书斋，“作困兽斗”（金观涛语）。本人也“拂袖一去八万里”，在护照失效前12个小时，坐在火车里从满洲里车站出发，第二次离开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公民。

前面介绍的6、7、8版路线图，分别通向了坐牢、闭关、流亡。路漫漫其修远兮，许多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这种“为什么以前的路都走不通”的反思，在当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王力雄以“保密”为笔名发表的长篇政治幻想小说，震撼人心的《黄祸》。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书名，请你上网翻墙把这本小说找来读了吧，不然你不知我在说什么。

《黄祸》的故事以８９年后的政治局面为起点，为我们描绘出愚昧固执的东亚大陆人如何最终引发世界核大战的恐怖前景，却没有哪一步推理不具备现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书中描写的灾难，在现实的可能性空间里有着实际存在的坐标，端看历史的当事人会选择走入什么路径、会不会到达那个点。而此书出版之后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不幸确实在此书的预测之内。但我要强调的不是王力雄为中国算命的本事，而是他在书中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为什么中国人学习民主这么难，和到底怎么在中国人中实现民主的具体方法和路线。在小说中他勾画出了这个路线的雏形－“逐级递选制”。后来又写了两本专著详细讨论：《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１９９８）和《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２００４）。我这里的篇幅要介绍他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高度重视他的思路中强调的、许多人不曾注意的一个要点，那就是民主体制对社会成员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前提需求。在本人的专业，我们有“必要变异度定理”（艾什比定理）的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处理这一问题，但这条知识对许多人而言还在盲区里。王力雄画出的这条路线我在原理上是认同的，但是，如果把它比喻为一条高速公路的话，入口在哪里呢？

10-严古民路线

前面９个路线图，除了第四个丁一召之外，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本人曾经深为认同的。下面再说两个本人决不认同的。我们不但应该知道哪条路该走，也应该知道哪条路不该走。但是不管是被认同还是被反对，这些路线图都反映了思想者们在“上下而求索”寻找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出路时的某种深思熟虑和某个特殊的角度，对后来者们都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这位严古民老兄，早年也是一位一起集会结社的积极分子，作过工人、下过乡干过社会调查，早早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但是他学业文科，又留学法国，自由浪漫有余而深度严谨欠缺，提出的方案很吓人：全民起义，恢复皇帝制。但他不是要做皇帝，他主张选拔培养几百个“人民皇帝”，工作就是天天巡视民间疾苦。为此方案，严兄奋笔疾书出三大本巨著，谈宇宙，谈天下，谈大同，为全中国人民指出了详细的路线。他的著作，口气上大大超越孙中山、康有为。至于如何一夜起义，他认为参照文革时期的“夺权”即可。他按自己的“看不出有什么破绽”的周密计划，在1996年夏天启动准备工作，要在1997年5月16日发动起义。结果呢，诸位猜不到，也猜得到。不了了之之后，严兄自封为儒学的正宗传人，他目前的路线图认为，“儒学有责任与义务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为人类重树新的文明。”

此兄人并不痴，但为何说梦无人听? 本人一直好奇而没有找到答案的是，他的认知系统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此处链接到： 严古民故事）

11- 南怀瑾路线

1986年底，刚认识不久的中国传统文化高人南怀瑾先生赠送给本人有史以来第一辆车，是一位台湾同学工作后淘汰的作学生时开的小雪弗莱。这样学业之余一有空，便可从我们在城内住地开半小时车到老人家在华府郊外的豪宅，聆听教诲。当时我也刚到美国不久，蒙先生厚爱，获“御书房行走”权，饱览大陆禁书。初相识时，感觉到老先生学问了得，但略觉古旧，便把我当时的“导师级”朋友金观涛的文章拿请老人家过目切磋。没想到到老先生还我时说，“这个人嘛，如果我是皇帝，就封他一个翰林，养起来就行了。”多年后，把流亡于香港的金氏夫妇介绍给移居香港的南先生后，他们成了他的常客，此是后话。

南先生自嘲“治不中不西之学，处半鬼半人之世”，但老人家治学多年，集儒道佛为一体，述著等身，尊者说他是佛陀再来、康熙转世，毁者直接骂他是一位“老杂碎”。我同老先生交往多年，故事一大箩筐，但总的思想互动的演化线条，却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从“精华崇拜”到深刻认知再到彻底解毒戒毒的过程，和老人家对我寄予他的思维模式下的厚望直到失望的过程。这个以后另文讨论。

尽管如此，老先生对中国出路画出的路线图，却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国文化的精神”。但具体怎么做？我为老先生做马前卒的第一个项目，是穿梭游说中国政府修建滇缅铁路。此事狼狈惨败之后，老先生转而到自己家乡，修成了一条金温铁路，前后经过故事有人写了厚厚一本书。 然而，铁路不是人人能修的，年青人还要有自己的事做。但是本人自拿到学位后所作的每一件事、每个项目，只要同老人家说起，他大都是反对意见。有一次，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不要做了。我现在就给李鹏打个电话，你马上回去做个副县长，一级一级几年就上去了。”我赶紧告饶：“千万使不得啊老师！” 早就离开了与徐大侠谋反的时代了，那不是本人的路。我有N多的同学、好友走的是那条路，也各自实在风光了一阵子。说出来大家不要见外，著名的外逃到新加坡后被捕判无期的云南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正是本人中学好友，家境贫寒，拉得一首好小提琴，本来是个孜孜不倦的勤恳人。而同样著名的被自杀的哈尔滨副市长朱胜文，是本人大学好友，兢兢业业的读书人，与本人共同创立了学院中的苦学英语俱乐部。对于他们的个体，我充分了解，他们的经历或他们的走过的路线，都是小说和电影的重大题材。而对于那个毁掉了他们的制度，我可以说更有着与南老师完全不一致的了解。于我的个性与价值观，该路完全不通。

南老师会随手在烟壳上写点诗，然后随手一揉扔进字纸箩。有同学悄悄捡回收集，有一年竟汇编了一本诗集给老先生做生日礼物。南老师大悦，常用此诗集赠友人。我读到其中老师对历史的总结，“古今多少事，都是烂冬瓜”，不禁乐而忘形，竟也为师打油一首，“志在横戈终卖文，借得佛力弄红尘。弟子三千天下敬，回首知己有几人。”亦戏亦悲。

南老师去世后，悼文云集而信众四散，亲友反目而对簿公堂，南师用心良苦的事业，也烂冬瓜了。南路不通也。

12-斯柏林

前面说了九位中国人，两位中华民国人，现在该讲一位外国人了。谁？不是白求恩，不是莎士比亚，不是爱因斯坦，也不是华盛顿、李光耀。

早先的路，虽然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识到东亚大陆这个社会，有很大的问题，必须通过某种努力去加以改变。它的政治制度、它的经济结构、它的文化理念，都与世界主流文明相距甚远。这三者间，文化理念、思维能力、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最缓慢的过程，改变它也是最艰难的。我在某本书的序言中提出，“国家崛起的前提是人民智慧的解放”。开启民智这件事，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做了。但是人民的智慧如何解放，光靠孙中山的演说、鲁迅的痛骂、蒋中正的训话或毛润之的红宝书，不但远远不够而且可能南辕北辙。所以我们出了胡适、陶行知、李公朴、晏阳初这样的启蒙者。维基百科上列出的民国教育家共有232位，其中包括美国人司徒雷登。

但我要讲的不是司徒雷登，而是本人的重要师傅之一，约翰.斯柏林（John Sperling 1921-2014）。读书人去教个书很容易，办个学也稍微使点劲就做得到。但是能够辞去终身教授职位，赤手空拳从1976年的一块小黑板和八个学生做起，发展成为今天的40万学生、4万4千教职员工、年营业额36亿美元的教育企业，即在华尔街鼎鼎大名的阿波罗教育集团，本星球唯此一位。

我在《玩枪记》里提到普及明思思维的重要性，明思课程就是阿波罗的基础课之一，但要做到大面积的快速普及教育，必须学习阿波罗路线。

1998年底，我为索罗斯工作的一个项目告一段落。老索问，你下一步干什么？我拿出筹谋已久的企业计划书，说，我要去办教育，你投钱吧。老索的董事会听取了我们的计划后，老索说，办教育我是外行，这钱我出一半。另一半得由个真懂教育的人来投。 我给你给斯伯林打个电话，你去找他。正好斯柏林和他的副手荷西要到华盛顿开会，于是安排了见面，于是一拍即合、一波三折、一心一意、一往无前。

1999年到2002年，我在国内四处奔走、上窜下跳、费尽移山心力，企图在大陆复制阿波罗集团的成功模式。首先在十二个重要城市完成了中国教育市场调研报告，然后在广深沪京各民办教育企业和政府间穿梭洽谈。闹出的最大动静，是我在一份杂志上指责中国教育部正执行着“国家级的自杀行为”，惊动了中南海里分管教育的某先生，下令时任教育部长的陈女士调查阿波罗。陈部长让中国大使馆同阿波罗总部联系，老娘要“来看看”，阿波罗总部急电召我回到凤凰城接待部长大人一行。斯伯林和我一左一右一老一少坐在陈部长两边，轮番说了一通最终无用的苦口婆心。这位陈部长到底是不是办教育的，我们都心中无底。

2002年底，阿波罗集团董事会中的老人们，终于看透了中共统治集团的真实本性，不再理会我给他们打的强心针，决定撤销中国市场项目。这个当时让我非常沮丧的决议，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比我把自己的培训公司撤出中国早八年，比李嘉诚撤出中国早十二年，先见之明啊。 如果他们依了我的意见坚决把中国分校做起来，今天恐怕也不得不撤出，那投资方就损失惨重了。

斯柏林老先生去年去世。他开创的先进教育模式-集中研发、多点铺开、不养懒人、就业导向，成为许多国家争相采纳的模板，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新加坡。偏偏就在中国，优秀的种子遇到恶劣的政治气候和有毒的文化土壤，生不出根也开不出花。

13- 建导师路线

依托大资本的大面积教育项目路线不通，只能回到单打独斗的模式。2003年初，女友辞去工作跟我再进中国，开办了我们自己的培训公司。改变中国 ，从一点一滴做起。公司的使命陈述是，“把合作与团结的方法–建导技术–介绍给十三亿中国人，创造齐心协力的集体智能，释放群策群力的团体能量。”

“建导师”（facilitator）是一种职业。“建导（facilitation）＂是一种先进的组织互动技术，它能够在组织中培养出合作性的领导力，和普遍参与式的管理作风，而不是专制式的一言堂型的组织文化。这种技术的最大用武之地，本该是人大、政协、党校、公共管理学院和一切非营利组织中急需“集思广益”的地方。无奈我们能量有限，进不到那些要害之地，只能从营利性的民营公司中，少数先知先觉的企业家群体中做起。

中国有成吨成吨的问题－所有的数不清的问题－从空气到水到土地到诚信到素质到价值观到生产能力到政治制度。。。统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来解决。我们常说的“集体智慧”，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从集体成员的互动中诞生出来。但是两千年来，这群人以一盘散沙内耗内斗而闻名于全球，集体智慧指标极其可怜，不会对话、不会沟通、不会开会、不会互相尊重，达成任何共识的方法低劣、效率低下，以致于从４９年到今天，这个社会在文明进化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同处亚洲的日本、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

专门从事组织建导工作的建导师，相当于集体智慧的“助产士”。 一百多年前，辛亥枪响的电报到了人在美国的孙中山手里，叫他赶紧赶回来领导。孙中山的第一反应，是找出一本重要的书交给两位朋友，说，这是中国极其急需的，请你们给我翻译出来，我马上回去就要用。那两位阴错阳差没有帮他翻出来。孙先生日理万机之余，自己简略译出大意，还在他写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之前。那小册子，就是建导技术的祖先，孙先生把书名译为《怎样开会》。（原名General Robert’s Rule of Order，今天的中文版本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科学”要从怎样精确定义概念、怎样测量变量起步，而“民主”要从怎样开会、怎样说话开始学习。这么简单的道理，东亚大陆人居然迷茫了一百多年还拎不清。今天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建导技术与方法将近百种，在成功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中应用频繁。国际建导师协会每年都有交流会议，其亚洲分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非常活跃。

从2003年到2009年，我们在中国的各式组织中试验引进建导技术。效果如何？某一盘散沙内斗激烈的企业在一年内焕然一新，接受了新的企业文化、新的管理方式。某企业派出自己的人员随我们出国参加国际建导师年会。某企业一年间从1.7亿营业额成长到７个亿。某老板的夫人专门致谢我们，说她那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先生出现了明显的民主化进步。也有公司中的培训部门悄悄盗版我们的课程．也有某政府部门手下的营利机构企图把我们的知识产品占为己有。最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某名牌大学的培训部主任要求把我们的产品直接写上他校的名字，说是“这样可以增加你们的文化底蕴”。有一次在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教学课堂上，一位聪明的学员叫了起来“哈哈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就是在培训民主！”我们赶快说，嘿嘿，请不要用那个敏感词。我们在教大家“参与式的管理技术”和“圆桌式的领导艺术”。

凡此种种，酸甜苦辣，说明一个事实，这条道路是对的，却是漫长的、遥远的。无须讳言，我们搞的就是“西方那一套”。2008年到2009年间，国内政治气候突变，这个不讲那个不准纷纷出笼。我们在中国引进普及建导技术的努力告一段落。路线图还在，人先休息休息。

14－ 未结束语

青年毛泽东曾深受大同观念和康有为《大同书》影响，在1917年写给友人信中说：孔子“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但是，大同天下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连他自己也不信。他们那几个要折腾的人，急于要想改变的，只不过是他们自身的生存状态。那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为此，这些行动者们必须找到一杆“大旗”，找到一种说法，找到“理论”，找到一身“虎皮”。“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天而降、不幸成了他们的“路线图”。那个路线图及其在二十世纪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们，夺去了本星球上九千六百万无辜的生命，是一个铁的事实，是任何滔滔不绝的唾沫盖不住的。今天，任何有意为这个社会寻找新的路线图的学者或政治家，请作出你如何看待这些无辜生命的选择。希望你选择的路线图，能具有更多的人性化和文明化。其它一切，包括是现代化还是儒家化，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倒是统统可以商量切磋的。

画路线图这个行为，如果不是策划自己该怎么走路，而是在为别人画，是大有问题的。“不在其位不某其政”的老话，实际有两个层次的解读。清高小资者会说，既然本人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上，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操那份闲心了。这是对“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正确的反动。但是冷静大智者会说，你不在那个位置，对那个点上的复杂性和难题权重毫无感知，当然不具备说三道四的资格。（这一点与另一句老话讲婚姻的“门当户对”同构。浅薄的解释是势利眼嫌贫爱富。深刻的道理是，你们必须出自类似的社会阶层、拥有同类型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才有可以和谐共处在一个屋顶下生活。）

我以为，对于在华语文化下长大的识了些字的自封的精英们，第一重要的，是先学会“闭嘴”这一入门功夫。学习下印地安人最简陋的民主方式: 一圈人商量事，用依次传递的一根棍子代表说话的机会和权利，所谓“talking stick”。传到谁，谁说话，其他人闭嘴。一圈说完不够，再说一圈。第二重要的，是学会倾听。我们的培训课里教练学员“鹦鹉听”- 随时确认你所听到的是对方确实要说的- 和”蝙蝠听“-随时发出信号确认对方的位置（数据、立场与观点）。第三，要学会真正的对话-搭积木式的对话，或交谊舞式的对话，戒除自说自话、各说各话。第四，要学会有效地提问题，我们主张“铂金问”-主动询问对方的真实需求，而不是用自己的需求去投射 – 和“钻石问”-主动询问对方，自己在此情此景下能够做什么，而不是提出对方做不到或不想做到的要求。听和问的功夫到位了以后，在群体中建立高质量的共识才成为可能。一个没有能力建立共识的群体，必然是落后于他人的散沙。一个以病态方式形成了伪共识的群体，必然上演出文革那样的疯人闹剧。（此文写写停停，时至今日，东亚大陆上这样的闹剧又在冒头了。）

从群体共识形成的角度再来看本文开始说的画路线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一分为三了。首先是“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怎么去”？其次是““我们”是谁，“我们”有共识吗，如果有共识是怎么形成的？”第三才能讨论“我们向何处去、路该怎么走”。

此文由网友群中几位热心为今上画改革路线图的朋友引发，欢迎对号入座，继续讨论。

2015-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