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申鹄博客

朱文导读： ttp://mp.weixin.qq.com/s/J2VKBR4WcUxeeFLfr6KmEw 一个民族之所以失败，绝对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首先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大问题。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 剑申鹄语：老朱此文提出的话题，是一个英文叫“sticky”的问题，因为里面黏黏糊糊似是而非的东东不少，值得进一步深究。如有冒犯，请朱兄宽大为怀。 首先，“民族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　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没什么好说的。老朱这么一说，你我和这里的诸位都包进来了，先认下来再说。当然，分管造武器的工匠也可以说，是俺们技不如人，咱去向德国工匠削吸吧。种田的也可以说，是俺们没能耐，莫办法1%的人种田喂饱全国人民，好腾出手来干点先进的事。当兵的也可以说，咱没有航母啊，从乌克兰骗来的那个烂壳子不好使啊。这回和印度人较一回劲，看看能爽一次不？今早刚听了Amit Sood的TED讲座,名为“ 你想要观摩的每一件艺术品（人工智能支援的文化大爆炸）”，惊叹不已之余，总结之：“中印之战，打什么打？有能力做这个讲座的是一位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输赢已定。” 在对Acemoglu 和 Robinson 的名著《 Why Nations Fail》的讨论中，我把中国和印度列为他们的两分法(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之外的第三类：丑陋国家：尚未成功尚未失败而形象丑陋。为何说丑陋，各位心知肚明。两丑相争，谁会最终胜出？这就回到老朱的命题，把两家的知识分子端出来，打个团体总分赛看看了。从１９１３年的泰戈尔到２０１４年的萨塔亚提，印度共有１２位诺奖得主。中国的呢？不说也罢。好玩的是，１２位里居然有达赖喇嘛。因为人家说，达赖喇嘛可是印度国籍、持的是印度护照！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东亚大陆知识分子为什么落后？落后在哪里？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落后？千万别说是制度导致了这种落后，因为接下来你不能顾左右而言他、你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导致了你们只能陷在这个制度里？   “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大问题”，yes,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谁为代表出现的哪一个大问题？老朱你能列举一下么？还有，如果说法是“出了大问题”，那么此国历史上可曾有过“没有大问题”的时候？也能举出例么？ 传统无法切断，断了也是藕断丝连，打碎骨头连着筋，这个完全同意。我自己在美国生活，处处严格用守法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但隔上个几个月也会干一小件中国式的坏事，例如开车抄个角、超个速抢个道什么的，一边享受下坏事快感，一边自嘲为“遗传遗传”。台湾香港甚至于新加坡的例子我都同意，但是你不能只看到连着的部分，而忽视他们成功切割的部分，后者更为重要。 我中学时有一位张老师，中学踢足球摔断了手腕，被庸医治疗，接上了骨，却接歪了，手长成了畸形。再去找到真正的名医，答曰，已经长成这样，木有办法了，除非再断了，俺可以帮你接对。张老师当时还年青，天天盯着自己的畸形手郁闷，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终于有一天，还是中学生的他坐在教室里上课，把他的歪手坐在屁股底下，试着试着，一狠心一使劲，喀嚓！全班男生火速把他抬到那位名医处。名医不负众望，给他接对了。从此恢复为一位正常人。这位有壮士断腕经历的老师，虽然从来不是我们班的老师，却后来成为我的忘年交，毕业时给我的赠言是“温故而知新”。 老朱你是不是强调温故过多、强调知新不足啊？ 这个故事还有延伸。这位老师没上过我们班的的课，他是我的好友的老师。这位好友，是这位老师的头号高足，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正在服无期徒刑的“外逃贪官，云南交通厅副厅长胡星”。胡星家境贫寒，自幼及其刻苦，写一手好字，可谓全年级５００位同学中第一漂亮的钢笔字，还苦练出一手好小提琴，赢得女生们仰慕的眼神，换来苦寒家庭长子的自信。我们一起考上了７７级，他学的建筑，毕业后从一个小绘图员做起，挑灯加班任劳任怨，当牛做马地一步一步爬到了他出事的位置。他是完完全全没有赵家的背景也没有赵家人的庇护。如此勤恳上进的好青年、后来的好干部、好领导，怎么一夜之间就外逃了、抓捕了、无期徒刑了？ 胡星妈妈告诉去看她的俺妹，贪什么贪啊，每一分钱都还回去了啊。前几次回国，有友人云认识监狱长，可以开后门让我去看望他。虽蠢蠢欲动，却考虑到自己持的是美国护照，一旦失误，对双方都是大麻烦，只好作罢。剩下的问题是，这么好的上进青年, 怎么就如此下场了？问题出在哪里？制度耶？文化耶？ 无独有偶，俺命中注定，与知名“贪官”有缘。大学的一位好友，也是鼎鼎大名, 被自杀了的哈尔滨副市长朱胜文，我们也叫老朱，你的本家。７７级７８级两届文革后大学生中，一班同学年龄分布近十年之差，大的都叫老大哥，有阅历有能力，在班里都是德高望重。朱胜文是商经班的老大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老知青，不是我们班的。我认识他是因为一直苦学外语，在全校寻找能练习对话的同学，在东北边疆的学校里寥寥无几。一日突然听到走廊里，有人坐在墙角面壁读英文，发音地道流利，极其难得，立即上前，Excuse me，what’s your name? 他头也没抬，“my name is Zhu ShengWen.” 俺大喜。从此，俺二人在校园中建立了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英语之角”，跨班跨年级，天天饭后一起苦练英语，遂成一道校园景观。那时候连饭盒录音机都没有，听力突破全靠美国之音，说的能力全靠同学们自练。老朱年纪最大，做了我们的Big Brother. 一两年后，有美国教授一家子来讲学，我们英语之角诸大侠纷纷出马，居然把所有的翻译任务包下了。 老朱学业优秀，后来去意大利留学，最早的海归之一，学而优则仕，被强拉进了官场。又是一位勤勉上进、成绩优秀的高材生、高德生，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位木匠。学者转型从政，在任时口碑辉煌的好人，怎么又成了贪官、进了牢狱，而在刑满即将出来，信心满满要再建辉煌的几天前，跳楼自杀了？制度耶？文化耶？知识分子的问题耶？ 老朱的冤案至今无下文，虽然酷刑迫害他者已经被捕。有兴趣者可参看：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letscorp_archive/archives/95112 顺便再连接一位实例，彼老朱的同班同学，俺曾经的好友，近年来因道不同而相忘于江湖的另一位名人，于力，江湖艺名司马南先生是也。其人故事多多，天下皆知，不说也罢。在此只问此老朱，司马南先生是知识分子否？是，为何？否，为何？出了大问题否？是何问题？ “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这个说法，是否混淆了问题的本质？五四时说的东东，和我们今天说的东东，真的是一回事吗？这是个两难问题。若说不是，你看那满街的华老栓，已经吃了很多的人血馒头，不是还没见好吗？该改吃点什么呢？你若放掉那个文化改造话语，拿起来的什么呢？若说是一回事，那问题就是，一百多年了，你们为什么还在原地打转转？ 回到壮士断腕的张老师的故事。已经长成畸形的接错了的骨头，是不是应该断掉？东亚大陆本土传统中，哪些东东是与主流文明格格不入的、反主流文明的、必须忍痛切断的？ 你提到对横渠四句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以前有篇旧文谈它，兼纪念胡适前辈，附上链接以证: http://www.jasonhublog.com/archives/23。这就是我们必须切割的糟粕之一。 補遺：写完以上，顺手查了下你推崇的周德伟，问题来了：如果周德伟以海耶克高足的身份，的确得到了自由主义的真传，那么为什么以他的家世（父辈与黄兴孙文等人同伙）、以他的学识（哲学、经济学皆通）、以他的人脉（与国共两党大佬关系千丝万缕）、以他的才气（自许有王安石之才之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重要的说三遍）会最终成为一位边缘化的人物、客死他国？ 周德伟如果如此之对，是儒家与自由主义有机统一的代表，那么他为何没有成功？阻碍了他的究竟是什么？   这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知识分子）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   简化再简化的问题就是：你所说的制度、制度、制度，是从何源头而来？何以如是发生？今日是如何维系的？  

剑申鹄 2014 友人发来《中国好诗词》视频，初一看只是个电台卖广告的娱乐节目而已。多看两眼，心生疑惑：满堂的青年才俊、帅哥美女，对25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过什么事情基本上拎不清，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是非一脑糨糊，更对1840年以来这个国家究竟在打什么摆子毫无深究，却去比赛背诵1000年前的古人余唾，看谁背得更多来得更快，这是一件好事么？ 一个以背诵能力为骄傲的民族，注定难有大出息。主流文明国家的孩子，连乘法口诀表都不背已经很多年了，照样登月去火星，造安丰架互联网，拿诺贝尔奖年年领先。而洽安纳国人要孩子从小背这背那，在凡是比赛背功的场合出尽风头，但在需要真用脑解决问题的的地方，还是满国山寨，遍地抄袭，天地污染，江河黑臭，死猪跳水，活人跳楼。 更加疑惑的是，坐镇此节目大权威席位的道貌岸然的那位赵老师，本人听他一本正经朗诵完他自己的大作“咏黄河大合唱”，耳边不禁想起他那句脍炙人口、如雷贯耳、乐坏了全国人民的名言，被电话录了音的“你那个小B还真紧”，喜剧感油然而生。但是，看着一台莘莘学子满脸大汗的真挚和搜场刮肚的紧张，不忍沉默，在这里发个声劝劝他们。 唐诗三万三千三百首，（其实是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你们背得完么？就算你是神童，每天背熟十首再不用复习，也要耗掉你十三年半的青春。我拿一台装满了这些诗的笔记本电脑往你们台上一搁，你们背得过电脑么？这事有意思么？ 人脑本来是进化来反思创新开拓未来的，你们把人脑降格为背诵机器、存储硬盘，还乐在其中，蠢不蠢啊？目前的移动互联网，已经做到把百科全书里里外外的海量信息纳入人人手中。就在不远的将来，前沿的纳米机器人技术将把人脑与互联网上的云存储数据库直接连网，人类的进化将大上一个台阶。你那个除了背诗其他的都不会的脑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么？ 你说，熏陶情操，陶冶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太太太喜欢这些诗词之美了，等等等等。只要一讨论传统文化有何优点，听到的八成的观点都是这些话。很奇怪，诸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唐诗鼎盛之时，就是唐朝大乱而衰，以致分崩离析之日？为什么宋词泛滥之时，就引来了皇帝跳海、蒙人全面殖民的亡国？既然唐宋两朝上下文武都情操了，都修养了，都气自华了，怎么还内不能维稳，外不能御寇呢？ 看来，古诗词到底是个好东东还是个坏酒药，很值得讨论一下啊。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诗这个东东是怎么来的。本来古代的猿人，看到性感的异性，春心荡漾，想说点什么吧，还只会叽叽唔唔叫几声。这么叽叽唔唔了很多年之后，终于发明了文字，这下，叽叽唔唔就进化成了卿卿我我，修养啦！泡妞之心本来是一样的，这开始有了文化的人一开口，把“我可不可以上你啊”说成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呢，就只好自己一人在床上“辗转反侧”，“诗”这个东东就诞生啦。 不过这样也很好，有文字的历史就这么开始了。胡适先生讲国史，就只从诗经讲起，因为这是真凭实据。胡先生说，不要乱编什么三代的传说了，请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好不好。 所以，诗经的意义，（老孔先生的收集功劳，）首先是恰安纳的第一份文学作品，据说三百零五篇是大约五百年左右的作品，不可不加以了解。不过，了解是一回事，个人审美上的喜欢是一回事，背诵就有点矫情了，而全体学子背诵大比赛，就有点发疯的误人子弟了。 第二，公平而言，诗歌这种古已有之的文字艺术形式，并非无用。情绪与体验的表达、共鸣和沟通，意象与想象的描述、夸张和倾诉。通过对称、节奏和韵律，追求文字表达的形式美，都是它的优点。对原创者而言，作诗赋词显然是个很享受的文字游戏，具有某种排泄的快感，（一首诗憋了一半完不成时，与便秘之苦的性质是一样的。）成功的诗词，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婉约诉情，豪放言志，但这些其实都只是原创者的专利。你们这些以背诵为己任者，是不是也真有那些情志呢？大多数算个鹦鹉学舌吧？ 但是，人类为了表达情绪、体验、意象、想像，除了诗词，还有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影、甚至建筑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可供你的才华去生长的。提醒一句，前面列出的这九种方式，都隐含一个质量指标，那就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可沟通度。后六项无需翻译，本地球的所有观众，对原创者的意图都可以直接心领神会。前三项基于语言、局限于语言，其中诗词的可翻译度是最低的，只能你们汉语人群自说自唱。 闭塞落后的洽安纳开始走向现代文明之后，许多人对旧诗词进行了反思。胡适主张，如果你一定想要作诗的话，请用白话体，尽管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新体诗都不太成功。茅盾表示:“我向来提倡写新诗,不主张青年学旧体诗。” 聂绀弩希望那些想学旧体诗的青少年改学其他的东西。鲁迅则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诗人臧克家说：“这些东西（指毛的18首旧体诗），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 “诗当然应以新式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以上这几位，不见得“字字是真理”，但他们都是自己玩熟了诗词的高手，对这个问题反思过后而出的观点，本人认为是对的。陈芝麻烂谷子你盘点一下，知道古人有过这些诗词就可以了，有特别对你胃口的，你要抄来装饰你家墙面我也不反对。但是鼓动青少年放下浩如烟海的现代知识海洋而不顾，把精力用到背古诗上？吃错药了吧。 “又不易学”，固然不该是反对的理由。对于长期大脑营养不良的洽安纳人，逻辑思维，明思思维，系统思维，创新，可持续发展，保持球籍，星际航行，都是“不易学”的，但又都不得不学。而“束缚思想”，才是旧诗词的要害。 表面上，“会背诗的男生好帅哦”，美女左岩在节目结束时惊叹。这个说法太误导男生了。实质上，本来自由奔放的大脑里有着天文数字般的思维可能性空间，而诗背多了的人，他的大脑一启动就套在了“平平仄仄平平仄”的惯性程序里，听上去说话有韵有律，但是说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毫无用处的废话，形式大于内容，既无精确也无逻辑。问一句左美眉，唐宋会背诗作词的帅男生多不多啊，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想想吧。 （附记，有人问为啥剑申鹄要把中国称为洽安纳。两个字变成三个字，岂不麻烦？非也。梁启超先生发明的用古代对河南北部、山西陕西南部一带地区的称呼“中国”来命名东亚大陆这个国家，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中”字，误导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误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由此生出的虚妄自大自嚎、发现不如人后的自卑、动不动就“感情被伤害”的自淫自慰，作为地球村中本来一普通村民的平常心的丢失，统统可追溯到这个错误的“中”的观念。梁先生此错，就像是在这个民族的屁股上误打进了一颗子弹，因不致命，而一百多年没有取出。其结果导致的是，虽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不能安稳地与其他民族一起坐下来。每逢天阴下雨就坐立不安。脾气也搞坏了，不是悲情哀怨就是愤青怒嚎，让邻居侧目。这颗子弹迟早要动手术取出，还给这国人心平静气。本人有另文专讨论此事，参见《中国的出路》） 既然按你们许多人的说法，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民想叫自己为台湾国都不可以，要听你们大陆十几亿人的，要叫中国（的一个省）。暂且不说那到底是不是十几亿人的真实想法，用类似的道理，全球好几十亿人都叫你们洽安纳，你们就叫洽安纳不好么？

剑申鹄 2015-2016 小时候，大概三岁不到吧？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尿床的经验，小朋友们叫“画地图”，很生动也很尴尬啊，幼儿园阿姨一发现床单上的地图，当事人总是无地自容。但是没办法啊，失控了啊，不是故意的啊。于是很长时间里对任何地图不但不感兴趣还很忌讳。直到有一年遇到一位高人，被下乡当了农民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大脑正常运转，坚持在白纸上默画地图，不但能画出中国，还能画出美国，还能画出美国的铁路网，准确度和印刷的相差无几。从此对能画地图的人才肃然起敬起来。后来我的中学逃学时代，爬山涉水地去做社会调查（学习毛先帝啊），画地图或画路线图，才成了一项基本功。 最近网上一些读书人又在讨论改革路线图了。本来，任何真诚的不带功利企图的思想探索，都是值得尊重的。虽然江山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但是，如果把精力用在重复前人早已发明的车轮上，还是可惜了。所以突然觉得，与其对新人的路线图哑然失笑，不如费点事，回顾一下自己的“路线图”的进化过程，提供给后来的有志青年参考参考，何乐而不为呐。所以，便停下手中正事，给大家讲个路线图演化的故事，或者叫路线图的路线图吧 – 迄今为止一共列举了十三张路线图。 人是社会动物，江湖上到处交朋友，这里要讲的每一份图，都与某位朋友有关，所以就以他们的名字作小标题。其中有些名字为当事人隐私故，做了改动，知道的请对号入座，不知道的请当故事看就好了。 1- 徐大侠路线 徐大侠是我初中班的铁杆好友，你听听这名字！他人高马大，敢说敢做，打架一流。我们的青少年反叛情结小团伙，他是司令，我是军师。之所以能结为好友，是因为他想追我们班花而不会写情书，须劳本人捉刀。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班花收到情书，大哭之后告到班主任处，本人挺身而出，手持印有马列语录的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材，向班主任论证了青春期少年追求爱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保卫了徐大侠不出大麻烦。班主任被我说得张口结舌，大惊失色，与我妈紧急联络，要对我严加管辖，说这小子太危险了，此是后话。诸位，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初啊，全中国最最黄色的书也就是一本语焉不详的《新婚必读》而已。但是我和徐大侠从此结成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我俩一文一武，在班上很是称霸。 虽然还是朦胧的Teenager时期，我们都已经从方方面面的事实中悄悄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人民需要另一次革命，已经是我们的共识。初中毕业时，我考试升入高中，他只能下乡务农了。以下是他同我告别时说的话：“眼镜，这书我不读了，你去读就可以了。你读好书后，当然要去做官，做得越大越好，耐心等着我。我下去以后，找机会我就逃缅甸（那时我们的许多兄长、老知青们，偷越国境做了缅共，对我们有示范作用。），我会在那里重新组织一支军队，反攻大陆打回来！到时候，你我里应外合，中国人民就能得救了！”这一席话发自肺腑，当然也是我当时的共识，也就成了我们当时的“路线图”。大家把酒临虚，一番立大志作大事的悲壮。那时，我们十三四岁。 多年以后，有机会再见徐大侠，他已经成了黑道大哥，开着夜总会、赌场，做着包工头，是第一批拥有手机（大哥大）的资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呼风唤雨的。见面后，非要给我扫盲一下“按摩”是怎么回事。组建军队反攻大陆的事，不再提起。 ２- 肖大妹路线 虽然我在初中帮徐大侠写情书，自己却没有写过，因为自认是革命者，负有天下重任，完全不考虑这种纯属个人主义的问题。但这种策略的结果却是，不好意思，女生们悄悄来家里串门，主动给本人洗衣服了。那个时代，男生女生在学校里本来是互相不讲话的。但是女生们中居然也有勇敢到这种地步的，主动来家里敲门，说是要交流学习经验。今天的孩子们信么？匪夷所思吧．那可是真的。本班的来过后外班的来，然后是别的年级的来。大家不要想歪了啊，确实都是谈功课、谈学习诀窍，手都没有拉过，心跳可能比平时快些而已，酷吧。 肖大妹就是低我们一年级的同校同学，上海人，在昆明的同学中，属于见多识广、胆大敢为的那一类。都说同龄的女生比男生先成熟，风情初放的肖大妹可能更先一些。但是独特而让我刮目相看的，是肖大妹带着她的闺密敲开我的门后，开门见山的一番话：“剑申鹄，你不要瞒我们了，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有个地下组织，你们要改变这个社会。我们是来加入你们的。我们刚刚读完了《青年近卫军》，我们知道你们也是一支青年近卫军，你们宣过誓，你们要保密，这些我们都猜到了，也理解。今天我们是正式提出参加你们的要求，请你们开始考验我们俩个，我们绝不会出卖你们的。” 天呐，地下组织确实是有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而已。秘密是为了不惊动老师和密探（共产党术语叫“耳目”）以免麻烦。读的书也是“联共布党史”、“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之类。“资本论” 那时承认是看不懂的，但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却的确在我们的书单里。当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和平的反革命”和“你到底要什么”这类“灰皮书”，代表着从苏联传来的早期反思，才是我们热烈讨论的对象。但是我们没有宣过誓也没有说自己是地下游击队啊。被肖大妹这么一浪漫夸张，“通过秘密组织改变社会”就弄假成真地成为了我们的路线方针。从此写信都用化名，见面还有接头暗号（我们的“组织”已经蔓延到其他多个中学，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校友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是当时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台词，也是通用的“自己人”标识，还有人记得么？ 那时候，文革后期，“四人帮”尚未倒台。有时候跟父亲去其他老人家里串门，看他们交头接耳地悄悄讨论“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说法，心想，自己带领的这支“青年近卫军”一定要好好建设，带一支部队出来作大事啊。推翻这个没有光明的体制，重新革命，就是肖大妹路线图。 ３- 李一哲路线 地下马列主义小组除了读书辩论“寻找救国真理”之外，也做一些胆大妄为的事。1974年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对我们小伙伴而言不亚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民主”与“法制”的新概念。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怀疑和反思第一次在这张“反动大字报”的启发下变得清晰起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成了我们的暗夜灯火。我们用蓝色复写纸把这份文件不知转抄了多少份，信得过的朋友就发一份。那可不像今天转微信啊，几万字都要一笔一笔写的，而且因为同时要复写好几份，每一笔都要狠狠用力划上去，那份辛苦，也就是赤子之心才“志愿”了。这份文件以林彪为靶，没有反毛也没有反江青，但却指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病根，那就是民主机制的缺乏。 转抄完这份文件，我们小伙伴们统统成了主张民主派，同时也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同犯，无一例外。但是光知道了要有民主，而怎样走向民主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李一哲”其实是有方向无路线。 此案1979年在当今皇上他老爹主持下平反了，习老爹还三次接见了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承认了那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也很重要，他们不再是反革命了。那时，我们已经进了大学，也没注意李一哲不再是反革命了。今天，李正天远离政治成了一位画家，王希哲演化为一位流亡毛左，而陈一阳不知下落。此案事实上涉及不止他们三位，广州还有十几位参与者受了牵连迫害，全国范围内就更多人挨整了。无论如何，李一哲路线图虽然有方向无路线，还是有他的历史地位。 4- 丁一召路线 丁一召是另一所中学同年级的头，很有些政治头脑和算盘。当时云南有个著名知青叫朱克家，是四人帮线上的大红人。1973年姚文元看中了他之后，发现他还不是党员，上海市委在９个小时内给他所在的公社党委通了11个电话，公社书记就宣布他入党了。四个月后，23岁的朱克家成了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够牛逼吧？丁一召决心走朱克家路线，也混个中央委员干干，所以在临毕业时，组织了他们学校的“扎根边疆铁心务农小分队”。诸位，当时是1976年，虽然知青下乡还是既定政策，但是已经改动为父母所在城市的周边农村，而不是遥远的边疆了。丁一召为了召来上面对他的注意，周边郊区农村不去，非要到隔了好几条大河汽车要走几天的遥远大山外去，今天的话叫“博眼球”啊，一不做二不休。 本来我们的反革命小分队与丁一召的铁心务农小分队是井水不犯河水各玩各的。哪不知他的小分队忽悠进去了他们校的一位女生，却是我们小分队里一位弟兄的暗恋对象。心上人要跟着丁某人去天涯海角了，这位兄弟愁眉苦脸来找我。我们总得帮想个招吧。 我们也面临着要统统的去农村的干活，那个谁也跑不掉。但是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对策并且提前按所发配的地区作了串联，那就是先组织起来，到村里去夺回一部分自主权，首先要把到农村的“安家费”的处置权从公社大队那边夺回到我们自己手上，自己组织办学校、办广播站、办杂志。（嘿嘿，媒体意识已经有了。）那笔钱每人400元，20个知青的一个知青点就是8000元，在当时可是巨款，真夺到我们手上的话，可以做很多事。这个计划经过再三的研讨和串联，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所以我们深信，我们到农村去的作为将是改造农民，建设新农村，而不是丁一召的“铁心务农”。我们把那个妹子找来，苦口婆心的告诉她我们这个路线图才是路，你那个扎根边疆太扯了，你上当了。那位美眉被说明白了，就去找丁一召那边打了退堂鼓。 1976年夏秋之际，上层权斗激烈，毛先帝刚刚撒手人寰，政局已经乱了套了，谁还会来答理丁一召们的小算盘呢？没人急召他入党，正在那犯愁郁闷呢，我们这一下，正中他下怀。于是丁一召小分队对剑申鹄小分队下正式战书，要求集体辩论，“反击”我们对他们的破坏。 我们小团伙里有个兄弟的爹是大官，住着很大的房子，所以辩论地点选在他家。大客厅满满的，双方主力都来了，也不记得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事关重大，我方还有两位比我们年长的老知青加入，以他们在边疆农村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声嘶力竭，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呵呵，想想今天的高中毕业生们会干这种事么？ 那场辩论当晚，当然是我们赢了，但后果就是，我们统统被戴上了一顶“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紧锣密鼓着），一篇高八度上纲上线批判我们的稿件，从他们那边寄到报社。如果不是我们的帮中弟兄找到了报社掌权的年青造反派，和我父亲找到了报社同样掌权的老干部派，使得两股势力都做了动作，扣压了那篇杀气腾腾的稿件，我们小分队的一干兄弟姐妹们就厄运难逃了。大约两星期后，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推动的那个历史车轮，就转到了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跌下了历史舞台。我们进入了重新思考。而丁一召据说是火线入党了，后来听说在边疆升了官。害得我每次看到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都要细细找一遍，至今还没看到他的名字。 5- 华子良路线 毛先帝架崩。江阿姨被捕。左派们都双规了。我所认识的文革，以我母亲教书的中学的校长上吊自杀为开始，以我自己的中学校长、朋友的父亲触电自杀为结束。中间的十年，家庭遭难，人民遭罪，我在《玩枪记》的故事里提到过武斗。云南省是全国武斗的重灾区之一。作为未成年的我们，在那十年里不但见过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互相残杀、虐待，还见识了被挖肝抽筋的尸体（一排一排的被所谓烈士花圈环绕着的，从福尔马林液中泡出来的恐怖的两派互相残杀的受难者们的尸体）。军管两派交枪时，也见识了大游行亮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新式武器，什么四管高射机枪，什么便携式迫击炮。昆明城市建筑上弹洞累累。整个国家处于疯狂颠痫发作过后的虚脱状态。文革结束时，我们之前的路线图一下子好像都过时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过去，我们将成为和平演变的先锋队。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要恢复高考了。新的机会来了。我们的目光投向知识，投向远方的未来，但是阴错阳差，我们选了一位疯子作为共同的粉丝。 1977年，大家统统投入了疯狂的高考备战，恶补文革前的数理化教材，题海战术日以继夜。77、78两届高考，我们小分队所有成员，70%进入了省内省外各大学，少数几位未能如愿的，提前走上了社会。而奔赴五湖四海各大学的我们，做了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们将以天降大任为己任，在掌握知识方面夺冠，也要在身体锻炼上夺冠，以继续我们大干一场改造社会的志向。我们决定，虽然各自独自为战，但每天早晨，我们要在别人酣睡时起来跑步－学习《红岩》中那个为党的事业装疯的华子良，隐藏真面目，装疯跑步锻炼身体，等着有朝一日大显身手的时候。这就是华子良路线。 于是，1978、79年，Ｎ所大学里分散着的新生们中，有一群人天天早起晨跑。他们自称“华子良小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年以后，他们中有人发现，其实剑申鹄本人是第一个开始睡懒觉的，还大为愤怒，认为是被我忽悠了。其实那叫与时俱进：我们每天巨大的课外书阅读量，熄灯令后还要用手电再熬一阵，那早上怎么可能起得来呢。 6-魏京生路线 1978年底，北京西单墙上“一声炮响”，要求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的一篇文章导致刚复刊的《中国青年》被禁，有人把这本禁刊贴到了西单墙上。一时间万头出动观看，诗人们的《火神交响诗》贴出，批毛褒邓的文章贴出，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各种大字报纷纷出炉。邓小平也多次表示支持，（他当时是需要利用西单墙的）。一时间，五十多种非官方刊物在北京出版，“墙”扩展到北大三角地，全国出现了８７个自发组织。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12月6日，魏京生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一文，我们认为那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直指一切中国病的病根。周恩来提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于第五个现代化。本人利用寒假，赶到西单墙下，阅读之余也结识一些朋友。《探索》油印杂志在我看来是最靠谱的，清华和民族学院有朋友认识和魏京生一起办《探索》的路林，所以每一期我们都能弄到。 12月18日中共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的核心地位和改革开放的官方路线，从79年初到三月底，西单墙运动被逐步镇压，以3月29日逮捕魏京生、４月５月继续多人被捕，大字报被洗刷干净而告落幕。关于魏京生的故事，网上很多版本，郑义写的为最好，把他从一个偶像写成了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个真人。 老魏被捕后，我把他的概念改换了一下，把“第五个现代化”说成是“管理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继续一有机会就在各种会议上四处贩卖，那是后话，但那也成了那个时期我们认定的路线图：改换意识形态，改换思维方式。虽然那时我们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清理，但是对新思想的寻找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反思已经开始了。中国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中国人到底中了什么邪？老魏够汉子，自己坐牢去了，他指出来的这条路我们到底怎么走？ 7- 金观涛路线 70年代的青年人中还有一个现象：用手抄书，史称手抄本。不许看不让出版不让印刷么？俺们一笔一笔把一整本书抄到笔记本上，秘密流传。手抄本来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文化传播方式，《红楼梦》当年出身就是手抄本。可是这种类似钻木取火的手法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还不得不用，可见这国人的历史倒车开到了什么程度。广为流传的有性启蒙的《少女之心》，言情的《塔里的女人》，阴谋论的《梅花党》，一位朋友甚至抄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但这里要隆重推出的，是比我们年长大约十岁的另一群年青人（那年头，各种小分队的大大的有），彼此之间用邮票完成的通信，不是短信啊，一封封都很长。具体作者就是四位：美眉的名字叫真真，追美眉的两个帅哥一个叫老嘎，一个叫老久，还有一个书中的思想领袖，带眼镜的老邪门。他们四个人为主角，再加上几位配角的通信，约等于后来的电视连续剧，写出了他们的感情、理想和对社会的思考。这本推动了历史的手抄本，叫《公开的情书》。抄到后来，《十月》文学杂志公开刊出。 我读到这本书时的感觉，即使前面已经有了六个版本的路线图的铺垫，还是很震撼，有茅塞顿开之感。就像听说有西单墙后就赶快跑去看一样，吃到了《公开的情书》这个鸡蛋的我，一定要找到下这个蛋的鸡，不为别的，就为这书里展示出来的，中国的前途的地平线曙光。如果说，李一哲和魏京生，是暗夜路上遇到的两把火炬，这本书对我就像东方的鱼肚白那么重要。 辗转找到了作者，前后把他们四位都认识了，并和居住在北京的三位成了朋友，和后来的长期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都比我年长，就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友谊。熟识的三位中，指导我翻译我的第一篇英文译作“社会科学中的测量问题”的老邪门，真名是乐秀成，早已去世。真真的真名是刘青峰，老久的真名是金观涛。《公开的情书》里面、后面蕴藏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现在看看幼稚，当时可不得了，主要作者是金观涛。那个思想体系也是８０年代大启蒙运动的主角，《走向未来》大型丛书的中流砥柱。 和金观涛首次见面时，我把《公开的情书》总结为六个要点：（１）撕下眼上的蒙布，睁大眼睛看今天的世界（而不是成天马克思长列宁短，而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２）我们每个人遭遇的痛苦与磨难，其实是我们时代共同的磨难；（３）路就在每个人脚下，抬腿迈出你能迈出的步子，我们有漫长的路要走；（４）只有掌握当今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才能找到中国的前途；（５）马克思主义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必须提取两者的精华加以结合，才是我们的任务；（６）古人和死人都帮不了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于创造。金刘两口子都表示认同。７０年代《公开的情书》中的思想种子，经过十年改革时期，走到了对中国整体文明进化反思的高度，大型政论片《河殇》，虽然众说纷纭有褒有贬，却是这种公开反思的里程碑。 生命本身就是创造。这条路线的明晰化，开启了我们从思想上、知识上跳出马列主义陷阱的大门，停止了那些到底是普列汉诺夫更对还是托洛茨基更对的愚蠢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人类学、生态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组织管理学，这些崭新的人类知识，被我们一一重新发现、快速地吸收它们的养分。由８０年代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努力的《走向未来》丛书项目开始时，我们为其折腾申办４９年后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就是以恢复闻一多李公朴他们当年的”北门书屋”为名的、由金观涛任主编的“北门出版社 ”。遭遇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北门出版社胎死腹中，（只留下了本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号码是２０８１０）。《走向未来》丛书转而找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在８９年被禁之前，一共出版了约８０本，有优秀的原创思想也有精华的翻译。铁幕撕开，我们看到了世界，我们开始走向世界。 8-　陈一咨路线 ８０年代初，青年思想领袖除了金观涛外，还有从美学教育出发的李泽厚（指出落后的总根源是缺乏美育与品味，因而不知好歹），从游说统治当局出发的温元凯（想尽办法让统治者渐进改革、认识过去的错误），从疾呼民主化出发的方励之（主张科学理性是“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共同特征，需要大面积普及），史称“四大思想领袖”，他们与“四大天窗”（四本广受欢迎的杂志）的掌门人们相映成趣：《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国外社会科学》、《科学学》，还要加上整个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里的各位，以包遵信为代表，都属于以“认识世界”为主的“动嘴派”大本营，在体制的边缘摇旗呐喊。另外还有以“改造世界”为主的“动手派”，如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加上早年的农村发展组和后来的体改所，以陈一咨为代表，直接进入体制、改造那个体制。我另有一篇专文纪念陈一咨，这里只说个高度简化的线条。 陈一咨路线，简而言之就是搞调查、写奏折、“老青对话”、建立以新思维主导的执行力班子、直接修改体制，即所谓“体制内改革派”，又被体制外独立思想界称为“招安”派。其实此言有失公允。老陈他们“招”是招进去了，却一天也没有“安”过，而是辛苦万分。　在“紫阳高照、万里晴空”的那几年，青年一代人中的优秀者发出了巨大的能量。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中共政策的出台，这批年青人功不可没。但是这条路线在1989年夏天嘎然中断，许多人流亡海外。“招安派”和“落草派”在海外大会师，又重提旧问：“中国，路在何方？” 9- 王立雄路线 ８９年后，体制内改革派四散, 下海经商的有，海外逃亡的有，坐牢软禁的有，只剩少数几位凤毛麟角留在体制内。体制外知识分子则躲回书斋，“作困兽斗”（金观涛语）。本人也“拂袖一去八万里”，在护照失效前12个小时，坐在火车里从满洲里车站出发，第二次离开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公民。 前面介绍的6、7、8版路线图，分别通向了坐牢、闭关、流亡。路漫漫其修远兮，许多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这种“为什么以前的路都走不通”的反思，在当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王力雄以“保密”为笔名发表的长篇政治幻想小说，震撼人心的《黄祸》。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书名，请你上网翻墙把这本小说找来读了吧，不然你不知我在说什么。 《黄祸》的故事以８９年后的政治局面为起点，为我们描绘出愚昧固执的东亚大陆人如何最终引发世界核大战的恐怖前景，却没有哪一步推理不具备现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书中描写的灾难，在现实的可能性空间里有着实际存在的坐标，端看历史的当事人会选择走入什么路径、会不会到达那个点。而此书出版之后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不幸确实在此书的预测之内。但我要强调的不是王力雄为中国算命的本事，而是他在书中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为什么中国人学习民主这么难，和到底怎么在中国人中实现民主的具体方法和路线。在小说中他勾画出了这个路线的雏形－“逐级递选制”。后来又写了两本专著详细讨论：《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１９９８）和《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２００４）。我这里的篇幅要介绍他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高度重视他的思路中强调的、许多人不曾注意的一个要点，那就是民主体制对社会成员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前提需求。在本人的专业，我们有“必要变异度定理”（艾什比定理）的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处理这一问题，但这条知识对许多人而言还在盲区里。王力雄画出的这条路线我在原理上是认同的，但是，如果把它比喻为一条高速公路的话，入口在哪里呢？ 10-严古民路线 前面９个路线图，除了第四个丁一召之外，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本人曾经深为认同的。下面再说两个本人决不认同的。我们不但应该知道哪条路该走，也应该知道哪条路不该走。但是不管是被认同还是被反对，这些路线图都反映了思想者们在“上下而求索”寻找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出路时的某种深思熟虑和某个特殊的角度，对后来者们都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这位严古民老兄，早年也是一位一起集会结社的积极分子，作过工人、下过乡干过社会调查，早早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但是他学业文科，又留学法国，自由浪漫有余而深度严谨欠缺，提出的方案很吓人：全民起义，恢复皇帝制。但他不是要做皇帝，他主张选拔培养几百个“人民皇帝”，工作就是天天巡视民间疾苦。为此方案，严兄奋笔疾书出三大本巨著，谈宇宙，谈天下，谈大同，为全中国人民指出了详细的路线。他的著作，口气上大大超越孙中山、康有为。至于如何一夜起义，他认为参照文革时期的“夺权”即可。他按自己的“看不出有什么破绽”的周密计划，在1996年夏天启动准备工作，要在1997年5月16日发动起义。结果呢，诸位猜不到，也猜得到。不了了之之后，严兄自封为儒学的正宗传人，他目前的路线图认为，“儒学有责任与义务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为人类重树新的文明。” 此兄人并不痴，但为何说梦无人听? 本人一直好奇而没有找到答案的是，他的认知系统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此处链接到： 严古民故事） […]

剑申鹄 – 2018.5 有一个德国人，似乎也是“毫无利己的动机“，不劳动不养家，靠着粉丝的救济打赏，几十年孜孜不倦写了很多字，从报屁股文章写到砖头厚的大部头，把世界搅得两百年不得安宁，又一不小心，居然做了八千万东亚大陆人的老祖宗，真是人类一大悲也。我在德国多个城市访问，有两个德国同胞的名字走到哪他们都羞于提及，一个是二战魔头希老三，一个就是这位共运魔头马老三。一旦提起，他们就很尴尬地顾左右而言它，装作不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杰出人物榜上，洋洋洒洒群星闪耀，也找不到马三的名字。问之，答，那是个祸害，怎么可能配上这光荣榜。人家早就扫入垃圾堆的人渣和邪毒，这你国CCTV这几天又祭了出来。这事还真得说道说道。 中学时代某友与我通信，言必称“卡尔”如何如何。那时候满脑都是被灌进的地沟油，也曾为“论青年选择职业”中的大话空话迷惑。直到开始长出了自己的脑子，才发现早先的认知大有问题。 网友樊弓，是同龄人中反思马三错在何处比较早的，计有：天堂谬梦，自相矛盾，（如按“需”“分配”），知识谬误，（如剩余价值论），鼓吹暴力，沦为邪教。世界级学者方面，清算过马三的谬误的学者很多，知名的如波普，如哈耶克。多少人批过他啊，其实本来用不着。这与当年200多个教授批爱因斯坦还不一样。那些人批老爱是因为不懂，这些人批马三是因为大家真生气，不说说不解气而已。冤死了9千多万条人命啊，那能一样么。任何长了脑子的读者，把樊弓、波普、哈耶克随便看明白一篇，就能知其错谬何在，不用我重复了。这里只说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马老三他妈家是飞利浦电器的创始人。他爹是位成功的律师和葡萄园主。马三小时吃喝不愁，有机会高攀打小就认识的比自己大三岁的贵族家庭的燕妮。女大三抱金砖么。马三撩姐有一套，先撩未来老丈人，钻了老先生开明开放爱才的空子，又成功让燕妮取消与另一位贵族子弟的婚约，嫁给自己。 他爹的盆友，他的中学校长是个激进左，雇了很多左派老师，激怒了市政当局，警方出动调查，整改换人之类。但这些左师，对马三产生了不良影响。他因为身体不好免服兵役，入了波恩大学。加入激进诗会，还是特里尔酒鬼会的共同总裁。不好好学习，惹是生非，与人决斗，成绩下降，他爹把他强行转学到管得严的柏林大学。在那里他加入了青年黑格尔小圈子。他的博士论文在柏林大学通不过，转到耶拿大学拿的学位。因为找不到正经工作，只好去科隆做个小记者。 小聪明是有的，但是高智商和低实践经历一混合，没有社会经验、情绪驱动在先、理性为情绪服务。这样的愤青一旦成为认知能力钟形曲线左半部的代言人、创教者，必然选择反文明的立场，形成破坏力量。 作为人类历史上破坏作用最大的愤青（《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各国共运导致无辜死亡者总数近一亿人），他的重要反叛行为是从反基督教、反上帝开始的。 马三的主义，连他自己也不认，偏偏有个庞大的粉丝群，一定要推他做教主。但是这些粉丝中真把他的大部头资本论读懂的没几个，大部分都是被他绕昏了之后，想想这特么太深奥了，俺可不能让人看出俺不懂，跟着混就行了。这样队伍越混越大。后来有个姓毛的，做了东亚大陆红朝的太祖，还要做全世界的红太阳的，嫌马三的大部头麻烦，就说，马老三主义就是造反主义！一言定乾坤啊，整个地球的造反派都跟上来了。那个劲头，用毛太祖放心的接班人华主席当年的一句名言，可以概括。那句名言据说是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喊出来的：“敌人逼上来了，同志们出击吧！”（不懂的请按山西话发音慢慢念三遍。） 左派的第一大特征就是不管看哪里都是“敌人逼上来了”，所以到处“出击吧”，发课而软得。弗洛伊德他老人家如果转世回来，该写一本左派的性心理分析，看看左派政治正确这种东东是什么情结。 你要代表无产阶级，却非要娶贵族家的大小姐。你养老婆孩子的面包钱都要靠别人接济你，却要为全人类谋福利。你一分钱资本没有赚到过、一毛钱投资都没做过，却要写资本论。你反对剥削，自己却终身剥削你家的女佣。你一项发明也没有、一间茅房也没有盖过，却要指导文明的进程。好吧就算你说你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你的弟子们念的是“实践出真知”，那么你的实践是什么呢？你那个知是不是真知呢？有位网友送了你四句评语：一个卑鄙的人，弄出来个卑鄙的理论，发动了一批卑鄙的痞子，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面对事实，你将何言以对？ 1818年到1883年，马三有生之年间，人类文明完成了如下的发明与推进：数、理、化、生、医、药、心理、社会、经济、金融、工程、电子、。。。（列举太多，略去，有兴趣者自行网补脑补。）马三你那大脑袋干点什么不好呢？ 在特里尔的马三故居博物馆泛善可陈，没几件实物可看，只是文字展板和有限的图片。工作人员都是小年青，对稍微重要点的问题答不出来。例如问他们，对Richard Wurmbrand 1986年的重头历史研究《马克思与撒旦》是如何批驳的，他们居然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这座房子是德国社民党买下来做的这个博物馆，我再问，你们认不认他是你们的创始人？答曰起初的时候是，后来不是了。再问是什么时候改的，有什么不同？又答不出来了。再问知道哥德斯堡纲领么？说那我帮你查查吧。 在我们看到一大半的时候，小伙子Mike气喘嘘嘘的跑过来，递过来一叠纸说，给您找到并打印出来了，这就是本党的哥德斯堡纲领，您问的问题在这两段，我给您翻译成英文了耶。 这份1959年11月13-15日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共19页20章。回答我问题的文字在“有尊严的社会的基本要求”这一章中，转录如下： We resist every dictatorship, every form of totalitarian or authoritarian rule because they violate human dignity, destroy man’s 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Socialism can be realized only through democracy and democracy can only be fulfilled through Socialism. Communists have no right to invoke Socialist […]

-此文初发于2013年7月 （此文系2012年10月11日友人提问“中国出路在哪里”时总结草就的，今天读刘刚李东君二位好文，有同感，投上来与有共同思考的网友共同探讨。剑申鹄） 这个答案，不是给当代人的，这个答案，只有下一代人会认同。 首先的首先，是要认识到“中”国不中。许多自我抽疯的事，都源于这个“中”字。只有革除这个“中”字，才能找回普通地球村民的平常心，才不会在“先前阔”的历史骄傲感和“百年辱”的历史屈辱感两个极端打摆子。未来东亚大陆这个国家，应该就叫“洽安纳联邦共和国”。Republic of China Federation. 诉求的是融洽相处，平安公正，多元包容。这是因为： 以外星访客的眼光翻来覆去地绕着看地球，怎么看也轮不到东亚这块大陆来做“中”。以色彩对称论，南极大陆冰盖为中。以能看到最大陆地面积的角度看地球，土耳其、伊朗和亚美尼亚接壤处为中。以最早人类起源论，非洲为中。以人类文明活动最早记载论，两河流域为中。以音乐艺术建筑宗教哲学文学数学产品的丰盛论，欧洲为中。以诺贝尔奖得主数量论，美国为中。以人类走出这个星球襁褓走得最远的成绩论，美国为中。以全星球各民族融汇最多的群体论，还是美国为中。 东亚大陆文明，起源远远晚于中东、欧洲、印度。与地球其他地区的沟通与互动也晚于他人。偏安一隅，自高自大，是世界的一个大夜郎国。热衷于自称“中”国，却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如果把地球文明比作一条大河的话，东亚大陆文明只不过是一条支流，是这条大河的许许多多类似的支流之一，先天优越、“先前阔”只是幻觉而已。只有坦然承认这个事实，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才有可能找回丢失已久的平常心，才能具备和平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可能性。 认识到“中”国本来并不“中”，这不是咬文嚼字，不是小题大做。自称“中国”，助长了官员的自告自大，目中无人，真的以为自己这点家当就是“天朝”了，别人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了，“全世界要由我党来安排”了。自称“中国”，阻碍了民众启蒙学习的虚心，朦朦中制造着一代又一代的阿Q。一切落后愚昧，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迁怒于他人和外部影响。抛弃这个“中”字，不卑不亢，老老实实看清自己的起点在哪里，与别人的差距在哪里，该学的学，该问的问，该改的改，该做的做，才能走进人类主流文明。 找回了平常心，也才有可能理性地盘点一下传统中的那点库存，看看到底还有哪些古人留下的东东在今天世界上还拿得出手，与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内容摆到一起时不显得多余，别的民族也愿意笑纳拿去用用，真认为有用而不仅仅是好奇猎奇。陈芝麻就是陈芝麻，烂谷子就是烂谷子，没有必要再费事“今解”、”戏说”、“水煮”；臭豆腐就是臭豆腐，酸豆汁就是酸豆汁，有好吃那一口的自己做点吃吃就算了，千万不要到世界博览会上当作国粹去推销，看见别人捂鼻子，自己又觉得伤了民族自尊心。 对古代传统遗产的具体对策，我的意见是八个字：“扬墨，分李，煲孔，驱鬼”。墨子留下的东西，许多与主流普世价值观吻合。非攻通向和平民主。兼爱通向博爱人权。天志就是尊重自然规律。非命就是追求自我实现。如果一个民族不抬个祖宗就过不下去，那么就抬墨子好了，只是没有必要将其带一顶“东方的亚里士多德”的阿Q帽。毕竟墨子的那点逻辑学萌芽比人家的还是差一大截。李耳先生那五千字，可以一分为二。与今天自由主义价值吻合的部分，大家爱写成书法条幅到处挂挂的，我没有意见。出世无为、以愚民为治国法宝的部分，只能扔掉了，与主流文明走向不符。孔先生既然是阴魂千年不散影响甚广，那么他那点“多数民族都有的常识性说教”，煲成一锅符合国人口味的“心灵鸡汤”，为国民略补一点民间道德营养就算是废物利用了，决不能让其再介入到政治体制的设计与运作中，重蹈千年覆辙。以鬼谷子为起源的谋略学、城府学、厚黑学，是东亚大陆千年人祸之源，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瘤、精神污染源，必须彻底唾弃、驱除、深埋、消毒。所以，“扬墨，分李，煲孔，驱鬼”八个字，是对传统精神遗产的处理态度。 而面对世界主流文明浩浩荡荡的普世价值原则，洽安纳人只有无条件学习融入一途。任何“不搞西方那一套”想自己搞个西朝鲜模式来维护专制与既得利益的企图，都只是在把民众进一步地愚昧化、太监化、奴隶化，要把这个国家拖入下一轮的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无条件学习融入，就是已经启动了一百年的启蒙的继续。到了今天，启蒙的内容很具体：（1）全民排除文化病毒（另文阐述），谎言大扫除，恢复近现代历史真相。（2）中学层面扫盲逻辑。（3）大学层面普及明思。（4）所有涉及政治活动者学习建导的方法与参与的方法。（5）领导人物学习系统思维，提升对复杂系统的认知能力和管理能力。为了以上五大努力能够不至于事倍功半，新政府还要有破釜沉舟的魄力－（6）全面普及双语教育。双语一是指既成事实的世界语－英语，二是指承载着原版地方文化的地方方言。通过前者直达全球视野、全球知识库，通过后者真正丰富文化多元。新加坡香港是成功范例。英语作为前面五大启蒙努力的思维载体，比起在这五个方面捉襟见肘的汉语而言有巨大的优势。作为大一统专制体制工具的汉语普通话，可以在英语普及度到达某一程度时退出历史舞台，留给历史学者专用，类似今天的拉丁语在医学生物学中的用途。这个退出过渡时间，三十年不算短，一百年不算长。

剑申鹄 (2016.5) 王岐山先生，您好！ 值此蔡英文女士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际，不得不写此信，不得不用公开方式，一是因为没有您的电邮地址，二是要说的这些话没什么秘密，三是时间紧迫，如果托人辗转传递，不知何年才能到您手中。公开发表，内有干货，拜托您的情报兄弟们及时送达。既然您推崇阅读托克维尔，又约见福山讨论未来，那我们还是有对话的基础的。这信后面，有超越托克维尔和福山的研究成果洞见，希望您会愿意进一步了解。 三十一年前，在西皇城根某大院，您的办公室里，长谈之后，我从您手中接过一张两万五千人民币的支票。那是我们一个课题组的科研经费，从您管辖的农研中心账户中划拨。还记得么？那个课题的名称，叫做“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数据库及其计量历史学研究”。那个课题组的四位跨学科成员，两位在89年后流亡噤声，一位被贵党开除后至今被喝茶不断，本人愤而出走他国，后来成为世界公民。目前，我是那个课题组中唯一还能发出声音的自由人。 重提旧事，是为了找回历史的连续性。当年的您，支持我们那个课题，是因为您当时同我们一样，也为这个民族的多灾多难的命运忧心如焚。我们企图通过对历史的沉思和拷问，看穿现实的雾霾，为这个苦命的民族找出走向未来的道路。抓住那样一个课题，我们找到的结论是，这个民族两千年连绵不断的苦难，与随机发生的天灾没有本质的关系，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祸为主。人祸的根源，则深埋在这个民族误入歧途的传统文化基因之中，导致了它的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天下大乱，只有极少数时间做到了国泰民安的残酷事实。 治乱循环如何打破，有黄炎培先生与毛先帝的窑洞对，还有贵党在1945年到1949年间对人民的公开承诺，所谓“历史的先声”一书，想必您心知肚明。斗转星移，毛先帝千错万错，至少有一句话是说对了：“现在世界上，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但是您的习老大对这句话是否真吃透了，我没有底。最近冯胜平、罗宇二位各给他写过几封公开信，可谓苦口婆心，但是贵当局种种作为，看不出冯罗那些信究竟有没有用。说不定只有您能够与他谈谈？ 不得不写这封信，因为您和我都心中清楚，虽然这个社会溃而不崩，臭气熏邻，但是大乱的脚步已经在逼近，尽管“有兵在”。民怨沸腾，经济危机，藏疆失睦，四邻侧目，日本警惕，美国清醒，三胖挑衅，英文领台。贵党在位诸君，其实已是四面楚歌。尤其是英文领台，让贵党贵军中狂妄之士蠢蠢欲动，一招失误，将导致同胞相残，甚至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本星球本文明向石器时代的归零。纵观天下大势，这个说法绝非危言耸听，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可能。 1989年四月一日到五日，在所谓“四百儒生反党”的京丰会议上，王康起草、多人署名、温元凯宣读的“中国改革纲要”，历史上第二次“公车上书”，您还记得么？当时您是中农信总经理，也在那个会上。那份文件的核心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懇请贵党承认已经犯下的错误，与人民和解，重新上路。后面的事情，地球人都知道。不认错的后果，就是继续犯下更大的错误：开枪屠杀学生，和后来对民间准宗教团体的残酷镇压。一错再错，终于走到今天，进退两难。 承认错误真就那么难么？在东亚大陆传统文化基因下确实很难，这是东亚大陆地区文化与世界主流文明的先天性的根本差别。不认错自然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当然与进步无缘，而是两千年一直在原地转圈圈。但是很难不等于做不到。请看被贵党打败的蒋公，能够接受基督教，晚年做到了痛改前非。蒋经国先生，有胆量说出“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开放言论自由，培养人民的民主素质。李登辉先生临门一脚，实现了国民党自建党时就确立的宪政理想，把政权还给了中华民国台湾的人民。今天，蔡英文女士带领台湾的新生代华人，有希望彻底摆脱东亚大陆传统文化基因，摆脱东亚牌的内斗内耗恶习，更好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这两千三百万人的实践，其实是十四亿人的榜样和希望。先行者们把桥已经造好了，贵党还要泡在水里摸什么石头呢？ 反腐的辛苦和艰难，世人皆知；治标不治本，您也知道。明朝固有东西厂，不救崇祯上景山。清廷大兴文字狱，难防辛亥枪声起。历史一再的覆辙，难道21世纪还要再演一次? 时至今日，贵党内部有多少人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边唱高调边挖国库，您一清二楚。您说先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但是今年，台湾人民高票选出了具有国际视野的蔡女士，而贵党却让王洪光中将在投票前发出威胁，要让台湾岛内民众“亲自体验地动山摇”，而且“绝没有什么听其言观其行的缓冲期”。王中将虽已退休，贵党党性原则是不会按个人意见发言的，所以，他的话也就大概就是贵党中某派的宣战书了? 贵党内外交困，按下葫芦起来瓢，已经越来越手忙脚乱了。按王中将的说法，“一不小心把台湾这个茶壶摔碎，”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各种尖锐矛盾，确实是你们习老大的有效选项，甚至是贵党中某一派系朝思暮想的、唯恐天下不乱也要建功立业的所谓男儿梦。 而这正是如假包换的“反民主的逆流”，我将其称为“恶龙派”（反之，追求主流文明普适价值的，我称为“熊猫派”）。我担心的是，王中将舞剑在明处，而某些在暗处的好战分子，背着你们高层，悄悄按下导弹的发射钮，造成双方交火的既成事实，把你们绑上战车。辛亥革命的触发点，是在一位排长陶起胜与一位班长金兆龙打架时，士兵程定国“一不小心”从后面开出了第一枪，引发了雪崩效应。今天的贵军中，隐藏着多少既对社会高度不满，又整天想着核平台北、东京、华盛顿的恶龙派的无脑愤青呢？您应该比我心中有数。 战端一开，生灵涂炭。贵党的历史，早就是由国人的血，你们自己同志的血，很多无辜民众的鲜血，泡出来的。但历史车轮一定不会向反民主逆流的方向一直滚下去。个性超倔强的蔡女士和她的新生代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大陆恶龙派的暴力。国际文明力量也绝不会坐视。还有北方那头恶熊当然也要趁火打劫。王力雄先生小说《黄祸》中的描述的类似场景，一定是恶梦成真。其结果，如果整个地球不因此而全面毁灭，那今天这种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大一统局面也将一定不复存在，恶龙派一定会事与愿违。原因很简单，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要走向自由平等的文明社会，不是要走回专制的黑暗。逆流就是逆流，终究压不过主流。 身居高位的诸君，对台湾社会应该有足够的情报了解，扪心自问，他们的社会建设、民生水平、民权高度、民主素质，是不是比大陆高出很多？我去台湾访问过四次，第一次就一见钟情，那才是温馨和谐的华人家园。台湾2300万人民有幸走上民主道路，如果大陆14亿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人家就算是真“独立”了又如何？贵党就要再杀人了吗？1534年英格兰独立于罗马，1776年美国独立于英国，1918年波兰独立于俄国，哪一次不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况且，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及政权自1911年起就一直独立存在，“两个中国”的现实，难道不是贵党从1931年在江苏瑞金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启动，到1949年抢到大陆治权后搞出来的吗？“台独”本是一个伪概念。历史的事实是贵党先搞了“江西瑞金独”后来又搞了“陆独”，对不对？贵党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怎么会好意思说人家“搞分裂”啊？分裂中华民国的是贵党啊！如果贵党动粗打过去，那才叫侵略和颠覆。其实要统一很简单，只须要贵党正视历史，痛改前非，虚心向台湾人民学习民主，请他们过来传授民主运作经验，大家一起商量，共建两岸一家的“洽安纳共和国”，即可。您如同意，与习老大几位商量好了，我愿做志愿者去详谈这个思路。 写这封信，很容易不小心破坏我为自己立的规矩，那就是作为独立学者，绝不跟从东亚读书人热衷上奏折的恶习。好在您不是皇上，说几点建议供思考还是可以的。 第一点意思，总结上述，请您和您的同事们千万要珍惜台湾。“宝岛”也是你们叫的，“同胞”也是你们喊的，但不要再一边说“血浓于水”一边又让王中将这类人威胁人家要血流入海了。台湾的可贵，是他们走出了“华人无能民主”的历史陷阱，是他们为华夏民族找出了一条融入本星球主流文明的道路。毁坏台湾，就是毁坏整个东亚大陆民族的未来。几天前，《环球时报》号称85%人要对台动武，难道贵党真有民意调查么？ 第二点，作为独立学者，与您分享下本人“反共不反国”的观点。你们那个共字，那个否定私有财产的实验，该停下了，该悔改了。对私有财产的全面掠夺，对土地的全面霸占，以及在这之上形成的掠夺型体制，是您今天疲于奔命的反腐永远反不干净、永远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根本根源。真的要反腐，请你们把土地还给人民吧，请你们把选票还给人民吧，请你们把宪法还给国家吧。 前些日子的那个周子瑜事件，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导致贵党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而人心尽失，或贵统战部费尽心机耗尽万金换来的那点成果一夜之间打了水漂，而是揭示了大陆社会总体的理性贫血的严重程度和弱智民粹的疯狂程度。你们再这样”共”下去，大洪水就要来了。多少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忠告着你们，难道就不能听一句么？纠正这个“共”的错误，开启民智，只要像王朔先生所言，你们“从人脖子上下来”，像南非那样与人民寻求和解，不行么？ 第三点，作为独立学者，与您分享下本人“反中不反华”的观点。“中国”名称里的“中”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周有光老先生告诫，只有站在世界看“中”国，才看得清。“中”国本来并非“中”，是本人近年来一直呼吁指出的重要事实之一。有人说，不就是个名称么，何必咬文嚼字。但是，这决不是咬文嚼字，因为你本来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这个“中”字进入这个民族的潜意识后，贻害无穷，加上“地大物博”的自吹自擂，直接导致了先自大自傲后自卑自淫的民族心理，为大一统病毒和专制病毒提供了广阔的土壤。“东方西方”思维规范也谬误已久，地球文明是有主流与逆流的区分的。落后地区人群对先进的文明不跟进学习而要自搞一套是没有出路的。 第四点，未来的出路，在于彻底反思，恢复历史真相，痛改前非，与人民和解，集思广益。历史学者刘仲敬先生说，“你要听任这个市民社会成长，因为这个市民社会，它的主要的组织资源仍然是从西方输入的，这些组织模式和经济资源的输入会把社会中原有的材料重新组合起来，转换为新的形式，这个形式不可避免地会腐蚀原有的统治形式和政治形式”。“野草如果不受干扰地成长，早晚都会淹没锈迹斑斑的割草机。割草机如果胜利，荒漠就会取代草原。大一统帝国曾经镇定而审慎地削平了参天大树和乔木，只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顺民发现皇权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强大，也就感到了一丝苦涩的安慰。养育巨人的森林，总是出现在割草机遗忘的角落。欧洲的土豪在封建的混乱中，成长为巨人。年轻的巨人盲目地走向世界，漫不经心地踩碎了矮人的玩具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事无两全、物无两大，唯有勇有识者择之。是以维护一党之私利，毁掉一个本来并不稳固的国，还是认清世界潮流，顺应民意择善而从启动政治改革，您哥几个该好好商量了。从生态位理论看，在愚昧人口比例较高的社会里，实行民主对贵党其实是有利的，因为贵党的得票一定是很高的，同时，滥用权力的普遍现象能够真正得到制约。 此信不奢求回音，仅为不得不说之衷言。若能有助于引发讨论，有助于两岸走出迷局，免同胞战火之灾，善哉。 顺祝 夏安。 北美独立学者 剑申鹄 2016年5月1日

“陈一谘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括号，二十五年前退出了，括号完。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人名的抗日战争，括号，抵抗被政权强奸的命运的战争，又叫改革，括号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括号，“不远万里”是指他与万里和紫阳套近乎，“来到中国”应改为被迫离开中国，括号完…” 爱说段子的老陈，若听到上面的悼词，会不会乐得醒过来？那个年代的人都对老三篇倒不背如流，把为人民洗脑的《纪念白求恩》改成《纪念陈一咨》，老陈一定接受这点幽默。 老陈走了。虽然熟知他的病情，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消息传来，还是陷入一阵长长的静默无语。洪朝辉老弟来信说要编个纪念文集。虽然手头欠着一堆工作积压，还是立即答应了写一点。 第一次见老陈，是在木樨地22号楼，何维凌家中。刚从北京站下火车的我，风尘仆仆跳上地铁直奔老何家，那是我的“京城联络站”，也是80年代初全国众多的“有志青年”与北京、与农村组、与“紫阳万里”那个标示着中国前途的“体制内改革派”的联络站。 老何家的卫生间和封闭阳台改装的放一把折叠床简易客房，就是我们从各地来拜山门“找组织”的游侠们的常备旅店，常来常往，都与老何亲如兄弟。农村组和后来体改所的诸多大将，好几位是在老何家认识的。那天老陈和老何说什么事，我到的时候他刚要走，匆匆寒暄一下就离去了，给我留下个自来熟的山寨大哥印象。事后跟老何说，我今天电梯里遇见了个陈永贵大叔（也住那楼里），又见了你们农村组的老大也姓陈，都跟农村关系很大啊。这次来就是谈我们省里的一伙兄弟们成立省农村发展组的事的！ 后来再见老陈，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中了，常常是他在台上口如悬河，滔滔高论，我们在台下忙着笔记要点，要么存疑待辨，要么心领神会。当然会下也常有一干人马与他席地而坐而纵论天下的时候，不同观点辨得不可开交。当时的口号叫“老青对话”，“老”就是中共高层有感觉需要改弦易辙的几位开明派老人，“青”就是我们一帮不怕鬼不信神的愣头青。当时没有“愤青”这个词。自从魏京生在十多年前在西单墙上喊出了“呼唤第五个现代化”之后，倾其一己之全力参与推动中国的改变，已经是我的有头脑的一代同龄人的基本共识，所以要贴标签的话，我们是一批“改青”，而老陈就是这批“改青”的头。而今“改青”们有的流亡了，有的学乖了，更多的是交了投名状，从既得利益集团处分了一杯甚至一桶羹了。坚持着青年时代理想和独立人格的，已经寥寥无几。不知新一代青年们，还有没有人能反抗洗脑，思想越狱，认清世界潮流，继续为中国治病的大业？ 老陈这个头是“动手派”的头，身体力行，爬山涉水搞调研找发展出路的一派。 还有一大类也同样重要的“动嘴派”，写文章出书办讲座为主的“改青”，金观涛算是头。当时“四大青年思想领袖”，即金观涛、方励之、李泽厚、温元凯，加上《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包遵信，属于思想理论上的先行者，而陈一谘，我们当时叫他谘先生，和当时的另外四位“改革四君子”，朱嘉明、黄江南、翁永曦、王岐山，属于行动上的先行者。在中共的前30年残酷愚昧统治开始解冻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十个名字像暗夜里的微弱火炬。 哪位有心人把这十位名人后来各自的命运故事汇编成书的话，会是一本未来的国史好教材。当年北京有位作家柯云路，实际上是俩口子联合的笔名，写了《新星》《夜与昼》《衰与荣》三部曲改革系列小说，把这一伙人改名换姓统统写了进去，可算是那段历史的一段引言吧。 “动嘴派”和“动手派”两大路“改青”大侠们，一共有过两次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84年9月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我当时忙于其他的项目，没有时间写论文参加代表竞选，我所在的省有两位兄弟赴会。那个会是“老青对话”的一次大动作。那一年，“农村组”升级，体改所正式组建，老陈担重任，通过鲍彤，与赵紫阳热线连接。来自“改青”们的活跃思想创新与来自中国统治中枢的现实问题有了沟通探讨的渠道，中国进入了自五四后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短暂良性发展区。 第二次是1989年4月的“改革十年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会议”，在丰台的京丰宾馆召开，史称“京丰会议”，这时我已经从美国作访问学者归来，和我们省里另外的六位“改青”一起参加了，全国共400多人。这次会议是在改革遭受巨大阻力、“三李倒赵”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召开的，赵紫阳提出“究竟如何在三五年内走出改革困境”是会议的主题。而我们一到场，感受到的是“改革即将失败”的悲壮气氛。据说体改所的成员因为没日没夜地拼命赶工，三分之二的老婆提出离婚了，三分之一累得得了肺结核，正当中青年的白南生居然满头头发已经花白，一见面吓了我们一大跳。三年前我们接待他和周其仁来云南调研时，头发还是全黑的啊。其他大侠们也是个个满脸憔悴。 虽然我们无人信迷信，但是事后有人总结说，这个会标示着中国又一次恶运的开始：首先，老陈平地走在地毯上居然摔了一跤，把腿摔坏了！其次，温元凯的长篇报告数数居然说了13点21条，净是不吉利的坏数字，居然还提出了请共产党向人民承认过去的错误以重新上路的说法，真是书生啊。会议开幕是4月1日，是愚人节。闭幕是4月5日，是鬼节！10天之后，胡耀邦不幸去世。悼念的学生们开始向天安门广场集聚。中国历史的车轮由此又滚向了两个月后的血腥。4月18日，白南风作了两个大气球运到广场，一个写着“耀邦不死”的飞上了天，另一个“改革万岁”的却破掉了。老陈自己说，不祥的预感由那时开始了。“体制内改革”之梦开始破碎。5月15日，体改所被内定为“反革命组织”。19日，老陈主持起草了《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理念上与那个统治体制决裂了。5月28日，鲍彤被抓。5月30日，何维凌在绝食学生与邓家之间的奔走斡旋不成后被抓。6 月4日凌晨三时，枪声中，老陈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走上逃亡之路。 老陈自己回忆，他辗转躲藏追捕，与7月5日成功离开了中国。我和前妻则是6月19日中午，在6月20日凌晨所有护照无效之前半天，在满洲里火车站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离开中国的。阴错阳差，我们随身带着省政府批发的“出国任务批件”，因为7月份在欧洲要参加两个学术会议，出事前很早我们就办理好了护照签证。所以老陈是“逃亡”而我和前妻是“违反外事纪律出国不归”，共党定出的“出走性质”虽不同，同是不归路。当气笛长鸣，火车徐徐离开中国国境时，我写下“曾悴心力扶社稷，怒见昏君屠鸣犊……拂袖一去八万里，狂飙送我隐天涯……”可能也是老陈当时的心情吧。 再见老陈，是那年10月在我母校召开的《八九民运与中国前途讨论会》上。老陈又恢复了他一贯的乐观自信的架势。“我跟共产党没有仇，”他大大咧例地说, “九个常委里也就是李鹏这个大坏人要整我”。改革十年风云的一代天骄，“改革操盘手”，已经在逃亡之中，却还没有放弃对那个政权的幻想，真令人扼腕长叹！老陈后来组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参与又退出民运，隔三叉五的弄个什么研讨会等等，以及有一年折腾动员了我们许多海外学者一起搞大会战式的“中国发展总体研究报告”，都是赤子之心不悔，而上奏折之习未脱啊。 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走向发展，我经过多年的反思与研究，已有的另外的看法，但是每当老陈发声召唤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时，我还是尽力而为的，不为别的，只为了过去共有的梦。 有位名气很大的哲人曾说过，“我們不能用制造问题时的同一水平思維來解决问题。”老陈晚年的遗憾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不同类型的坎坷（我相信这本纪念文集的其他作者已经有太多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了），他竟然没能完成思维规范的越狱，他的思考方式、立足点、方法论，仍然深深地打着那个体制和那个文化的烙印，令人扼腕长叹！ 老陈你别瞪眼，我是实话实说。 斗转星移，乾坤穿越。最后一次和女友专程开车去LA看他，是2011年某月。一代英雄已垂垂老矣，但锐气一点不减当年。虽然医生早有警告他来日无多，他还是一惯乐观地相信某些中医会带给他带来奇迹。为了把对他的日常作息养病的干扰减到最小限度，我们电话上说好只谈一个小时的。结果他一开口就收不住，一转眼已经和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话题绕来绕去，还是离不开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前途。我们好几次想打断他而告辞，他却说“我两年闭门谢客养病，你可是第一个访客哪，我开戒了啊。”说高兴了，居然要了烟来抽起来，我们和他家人一起拦也拦不住。“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他问。我说“五十多了吧”。“啊，太年轻了，以后要当重任”，他坚信不移地说。 真的么，老陈？ 前不久与远在台湾讲学的朱嘉明兄通了个电话，也说到年龄。嘉明说，我都过六十了，你多大？我说我57年生人啊。嘉明在电话那边叫起来说，哈哈原来你是个小年轻啊！ 老陈74岁走的，正好是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如此算来，我可不还得辛苦20年。希望在这20年里，我们前前后后一代人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找出中国病的病根予以根治，找出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的道路，能够有所实现。 每个人都是要离开此世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得了不治之绝症的。唯一的差别只是个时间的早晚而已。老陈你先走一步，一路走好。兄弟我再折腾点有意义的事，待再见你时好和你有得吹嘘摆乎的。 2014底成稿 剑申鹄，独立学者。八十年代参与中国青年改革者团伙，其中赴美做访问学者两年。六四后出走美国，1995年获组织管理学博士。曾任助理教授（加州州立大学）、讲师（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讲师（北大、清华）、创业者、跨国教育公司高管、团队培训师等职，现居亚历桑那州专事写作。